“七大恨”起兵：明朝为何纵容努尔哈赤？ 

万历皇帝控制明朝长达四十八年，声称盛世。明末东林党领袖钱谦益说过，“国家休明昌大之运，自世庙以迄神庙，等到百年，可谓极盛矣”。世庙指明世宗嘉靖皇帝，神庙即明神宗万历皇帝，两人在位时刻加起来近百年，是明朝的极盛期。但就在盛世之下，辽东边墙（明朝人称长城为边墙）之外，长白山莽莽林海之中，一个小小的渔猎部落正在茁壮成长，并在短短的几十年后颠覆了明朝的江山，而这一切都源于一桩误杀惨案。

在沈阳与抚顺以东有一座山叫萨尔浒，属长白山山脉，当地寓居着女真族。明朝时，女真族分为三部：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萨尔浒一带寓居的是建州女真。明末东北的局势十分杂乱，三族混居，辽东边墙东西横亘。边墙以内寓居着汉族，有州县与卫所；边墙之外，寓居着女真与蒙古诸部，大体上，蒙古族在西边，女真族在东边和北边。我们常说女真族是游牧民族，其实是不对的，女真族是渔猎民族，以捕鱼和打猎为主，但也有农业。其时的东北原始森林密布，林中有熊、东北虎、野猪等猛兽，也有鹿这类食草动物。女真族的男性是工作猎手，从小就得学会骑马、射箭和打猎。明朝在边墙表里设置了数个马市，起先汉族人用米、绢和布交流女真族的马匹，后来马市演化为综合性贸易市场，汉族人以布匹、日用品等交流女真族的貂皮、人参等物品。女真部落臣服于明朝之后，接受明朝册封，分为建州左卫、建州右卫和建州卫。每个卫设都指挥，女真部落的领袖被任命为都指挥使，由明朝发给印信；卫下有所等行政机构，管理军政业务。

明朝中前期军事上的首要对手是蒙古人，他们分布在从现在的东北到新疆的广阔区域，并以蒙古高原为首要聚居地。为防护蒙古诸部，明朝修建了西起嘉峪关、东至鸭绿江的长城，沿线设置九个总兵，称“九边”或“九镇”，最西为甘肃镇，最东为辽东镇。明朝将首要军力布置在长城沿线，边防军是明军的主力和精锐。嘉靖、万历年以后，蒙古的实力开端式微，于是与明朝进行和谈、互市，对明朝的要挟越来越小，而女真族逐渐成为明朝的首要边患。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王杲一致建州三卫，引起了明朝的警惕。明朝对女真族一向施行分而治之的方针，不允许霸主呈现，由于一旦渔猎部落或游牧部落呈现霸主，就会对中原王朝构成极大的要挟。前史上，完颜阿骨打一致女真诸部后灭亡了北宋，成吉思汗一致蒙古诸部后灭亡了南宋。并且，王杲居然主动进攻辽阳、沈阳这两个辽东重镇，被辽东总兵李成梁打败，后被押送至北京处死，其子阿台逃至古勒寨（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上夹河镇古楼村一带）。九年后，李成梁出动军队包围古勒寨，阿台及其部下被明军消除，王杲一系根本被斩尽杀绝。王杲被消除后，按理说女真族应该平定下来了，但正所谓“按下葫芦起了瓢”，消除了一个霸主，另一个霸主又冒出来了。

在古勒寨之战中呈现了一个意外状况，其时的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觉昌安及其子塔克世因试图劝降阿台而入寨，不料却被明军误杀。塔克世有一子，正是时年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尽管祖父、父亲是被误杀的，但这件事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颗反明复仇的种子。努尔哈赤知晓蒙古语，也懂点儿汉语，喜爱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汉族人的文学作品。听说，努尔哈赤曾被李成梁收养，成为其麾下随从，但清朝官方史料对此予以否认，或许根本就不记载（不过其时的私人笔记中有这种说法）。李成梁对努尔哈赤祖父、父亲被误杀一事觉得有些内疚，就授予他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并封其为建州都督，以示慰问。努尔哈赤又世袭了祖父的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一职，曾从建州到北京朝贡八次，途经抚顺、沈阳、辽阳、广宁、锦州、宁远、山海关等地。往返八次，等于经过上述地方十六次，这就让他对辽西走廊、辽东布防、长城沿线、山海关以及北京都十分了解。与此同时，他也对从辽东总兵李成梁到中央政府官员的处事风格以及明朝军队的根本状况（战备、铠甲、弓箭、火器等），有了更充沛的了解。努尔哈赤以为，是女真族的另一个领袖尼堪外兰挑唆明军杀死了自己的祖父与父亲，一心复仇的他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以祖、父遗甲十三副，部众数十人起兵，进攻尼堪外兰的驻地图伦城，声称“十三甲起兵”。由此揭开了他长达三十多年一致女真诸部的军事行动的前奏。开端时，战斗规模极小，一般为几十人的械斗，攻击对方的城寨，然后逐渐扩展升级，参战人数越来越多，到达数百人、上千人，努尔哈赤的实力也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辽东由名将李成梁镇守。（李成梁活到九十岁，是一个罕见的高寿之人。）在蓟镇，也便是北京的东边，保卫整个京畿的是我们熟知的抗倭英雄戚继光。他因战功累累被提拔至蓟镇总兵，首要对付蒙古人。其时明朝刚刚经过张居正改革，财政比较雄厚，国力还算强盛，但他们明显没有意识到，努尔哈赤实践是比王杲更风险的敌人。由于“后见之明”，我们知道努尔哈赤会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但李成梁、戚继光，包括万历皇帝本人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向听任努尔哈赤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刻里不断吞并女真诸部。很多人对此十分不解。有一种猜想是，辽东总兵李成梁自以为可以控制局面，有意纵容，养寇自重。但更大的可能是明朝低估了努尔哈赤的潜力，由于毕竟在努尔哈赤之前，现已有多个相似的人物被明朝消除了，王杲仅仅最近的一个。在李成梁看来，纵使努尔哈赤造反，无非是王杲第二而已；他之所以不干涉，是想让努尔哈赤在一致女真诸部的过程中成为明朝掌控女真诸部的一个“白手套”。李成梁自以为只要能控制努尔哈赤就控制了女真诸部——明朝不想直接介入女真诸部的管理，业务太杂乱，要找一个代理人，可是这样很容易玩火自焚。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努尔哈赤一致建州女真诸部。

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日本入侵明朝的藩属国朝鲜，想以此为跳板侵犯我国。万历皇帝下令调集全国精锐部队两次出动军队援朝，伤亡沉重，消耗白银约七百八十万两。当然，由于主导战争的日本太阁丰臣秀吉身后日军撤离，明朝算是获得了朝鲜之役的成功。与此同时，平定哱拜暴乱的宁夏之役耗银约一百八十万两。万历二十四至二十八年（公元1596—1600年）平定杨应龙暴乱的播州之役耗银约二百万两。从万历二十年到万历二十八年的八年间，所谓的“万历三大征”导致军费开支高达一千一百六十万两白银。战争尽管取得了成功，可是明朝的财政损耗十分大，人员损失极端沉重，这也是努尔哈赤的实力得以进一步壮大的重要因素。作为万历援朝的主力，本来用于震慑女真诸部的辽东明军在朝鲜损失沉重，导致明朝辽东驻军对女真诸部的吞并活动愈加“置身事外”，不乐意再投入到一场同女真诸部的战争中去。援朝战争开端的第二年，努尔哈赤趁机打败海西女真叶赫部为首的九部联军三万人。战争人数从几十人、上百人一会儿跃升至数万人，现已到达了一个十分巨大的规模。又过了两年，出使费阿拉城的朝鲜使者陈述，努尔哈赤现已自称为“王子”了。面对接踵而来的边疆危机和损失沉重的军力、财力，明朝边将以为，只要努尔哈赤不明确叛变，只要不在自己任内出事就好。很明显，没人乐意来拾掇这个烂摊子。

不能说明朝一切将领都对努尔哈赤的状况一无所知。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朝鲜国王和辽东副总兵李如梅（李成梁第五子）之间有过比较明朝所辖女真兵和日本兵战斗力的说话。和明朝所辖蒙古族、女真族以及日本人都交过手的李如梅说日本兵个子矮小、身体灵敏，擅长运用鸟铳，可是一个女真兵可以打三十个日本兵，原话是“倭子三十，不能当鞑子一人”。他又说努尔哈赤有兵七千、带甲者三千，“足当倭奴十万”。或许他的说法有所夸大，但在这位明军一线实战指挥官眼中，日本兵远远不及女真兵骁勇，而明军在朝鲜和日军作战都死伤沉重。如此重要的状况，却没有引起明朝控制者的满足重视，仍旧采取拖延方针，但总有拖不下去的时候。果不其然，李如梅这次说话二十年后，努尔哈赤起兵反明。

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努尔哈赤建赫图阿拉城（遗址位于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作为自己的政权中心。他在此前两年现已创建了牛录制，即每三百人为一牛录，作为女真兵的底层军事单位，并且把这些牛录编为黄、白、红、蓝四旗。到了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他以五个牛录为一甲喇，五个甲喇为一固山，一个固山便是一旗。假如依照正常编制的话，大约七千五百人为一旗。随着部众人数越来越多，他又增加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与原来的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合称为“八旗”，这便是闻名的八旗准则（这一准则一向延续到清朝末年）。努尔哈赤的儿子、侄子们分别担任各旗的旗主贝勒。依照八旗的编制计算，努尔哈赤现已拥有六万左右的壮丁，这是十分可观的军力了。

起兵三十余年且现已一致女真大部分部落的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在赫图阿拉城称汗，国号“大金”，年号“天命”，即上天的毅力令其成为大汗。完颜阿骨打建立的政权叫“大金”，努尔哈赤以为自己是金人的子孙，所以也定国号为“大金”。前史上为了差异二者，一般把努尔哈赤政权叫作“后金”。而就在努尔哈赤称汗的前一年，明朝蓟辽总督还向朝廷奏称，努尔哈赤忠于明朝、百依百顺。更荒诞的是，努尔哈赤称汗两年以后，明朝皇帝居然还不知道努尔哈赤现已称汗建国了。

努尔哈赤称汗后的第三年，即后金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后金产生大水灾，导致了严峻的饥馑。为了解决危机，努尔哈赤公开向明朝问罪，发布“七大恨”，诉说明朝前史上对建州女真的欺凌，首要是诱杀了他的祖父与父亲。随即努尔哈赤向明朝的边防重镇抚顺进攻，守将李永芳屈服，又在出师的时候消除了明朝援军一万人，缉获了九千匹马、七千副甲胄，可见明朝的援军是一支装备精良的骑兵。李永芳是第一个屈服后金的明朝将领，努尔哈赤居然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他，封其为额驸。此战后金的另一收成是俘虏了沈阳生员范文程，此人归顺后成为闻名的谋士。后金军随后攻克了清河，全歼明朝一万守军。两战惨败后，明朝廷十分震惊，一向以为自己的首要敌人是蒙古人，没想到又冒出了一个更风险的努尔哈赤，并且居然还消除了两万明朝边军。此时，辽东明军总数不过六万，机动军力仅两万，面对拥兵六万的后金军，数量完全不占优势。并且这两场战役表明，明朝单兵战斗力和指挥安排力更是不如后金军，局势已极端危急了。

万历盛世后的明朝已江河日下，而兴起的女真兵却极端强悍，战斗力远超过日本战国后的百战精兵，明朝野上下对此居然没有任何应对措施。传统的前史叙说往往会比较交兵两边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种种硬实力，却往往疏忽了“信息”这种极为重要的软资源。明朝廷对国表里种种信息茫然无知，而努尔哈赤却对明朝边防的军备、体制以及官僚的行事风格一目了然，可以说，两边所把握信息的差距，远远大于两边军力的差距。国家控制过程中信息传递的低效与彼此遮盖，这一常常被人忽视的死结，好像癌症一般阴魂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