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琥珀称号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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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琥珀制品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被以为是琥珀的称号有很多种。如：琥珀、虎珀、虎魄、琥魄、兽魄、育沛、遗玉、江珠（光珠）、顿牟等。而琥珀和虎魄两个称号，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最常见。除育沛、遗玉、江珠、顿牟外，其它的几个称号皆与琥珀音近义通。关于这些称号，可通过考古出土的文物、相关的古代文献，去佐证和疏理这些称号是否为琥珀的别称。

第一节、育沛

《山海经·卷一·南山经》：“南山经之首曰䧿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其名曰迷榖，佩之不迷……丽（麂）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间多育沛，佩之无瘕疾”。东晋郭璞的注释为“育沛：不详何物。”有学者以为“育沛”便是琥珀，并以为这是我国古代文献中，最早有关琥珀的记截。其主要依据是近代地质学家章鸿钊(1877年~1951年)所著的《石雅》(初版于1921年)。

章鸿钊在《石雅·琥珀》中云：“郭注未详。窃谓育沛即琥珀也。”意思是：郭璞的注释不清楚，我以为育沛即琥珀。其依据大致有三：1.读音。“育沛与琥珀音附近。……我国古曰育沛，后称琥珀，急读之，音均附近，疑皆方言之异读耳。……然若以《山海经》为汉以前书，则琥珀之名自当育沛为嚆矢。或即最初出自南蛮方言，未可知也。……”2.药用。“《本草纲目》引宋大明《本草》云：琥珀破结瘕，则功用并同。”3.产地。“《山海经》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郭注渭在蜀伏山山南之西头滨海处，毕氏沅校正与郝氏懿行笺疏，均云即蜀汶山，则西海当更在其西南矣。……《本草纲目》亦谓今金齿丽江有之，考之并当今云南徼外地，近以出缅甸北境最有名，是与育沛所出，其地望若相准。琥珀率产海岸，而育沛亦见于丽注海之处，其产状又同，是育沛即琥珀无疑。育沛已见《山海经》，其渊源自远，后人易育沛为虎魄若琥珀者，盖义失而存其音，非有异也。”【1】

首要，琥珀一词是音译，琥珀的其它别号大多音近义通。而“育沛”一词“急读之”与琥珀“音均附近，疑皆方言异读耳”的说法没有依据，似有勉强。其次，“……迷榖，佩之不迷。……育沛，佩之无瘕疾。”这些事物的奇特成效，却没有在其它各种医书或博物志中被记载。一起，将具有“佩之无瘕疾”奇特成效的“育沛”，附意于“琥珀破结瘕”也过于勉强。琥珀治疗“症瘕气块”需内服，而非“佩之无瘕疾”。且依据“其间多育沛”的描绘，可见此地的“育沛”产量应该不少。又具有“佩之无瘕疾”的奇特成效，这在其时医疗条件落后的状况下，“育沛”相当于神药，应该会被很多佩戴和使用。可是，从现有考古出土的文物来看，西汉中期以前的墓葬中鲜有琥珀出土，目前能证明是琥珀的文物寥寥无几（后边章节会再介绍）。

最终，《山海经》记载招摇山的地理位置，是不是便是指我国西南区域呢？没有直接依据。先秦时期的西南区域并未完全归附于中原区域，直至西汉武帝时期才降服西南，并设置郡县由中心管辖。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置益州郡，而此刻也仅仅推进至云南哀牢山和高黎贡山，并未触及琥珀矿产的中心区域。现在缅甸琥珀的中心矿区坐落克钦邦德乃琥珀山，在汉代归于哀牢国。直至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设永昌郡。尔后的文献中才正式对永昌郡和哀牢国有产琥珀的记载。

郭璞所说“蜀伏山”在哪也无从考证。“琥珀率产海岸，而育沛亦见于丽（麂）注海之处，”从这句话的描绘来看，反而与波罗的海的地理位置更吻合。而我国云南和四川都是内陆区域，能注入海的河流离海岸线十万八千里。从云南、四川区域冲刷出来的琥珀能否到达入海口及海岸？显然是不或许的。假如说是广西还比较靠谱点，究竟靠海。

从地质勘探状况来看，我国河南、四川、云南、广西等地的确发现有零散的琥珀资源，但其质量均欠安，达不到宝石级，单个仅能做药材质料使用。2012年下半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讨所等单位在保山市昌宁县的大甸山上，抢救性发掘了一处青铜时代墓地，发现了198座墓葬。在这批墓葬中，出土了一些琥珀珠饰。结合文献资料记载，以及墓葬存续时间、所在区域等，研讨人员将大甸山墓地认定为是哀牢国的遗存【2】。一起，古滇国墓葬出土的文物中，琥珀珠饰出现的数量非常稀少。但古滇国墓葬出土的这些琥珀珠饰，与保山昌宁大甸山墓地出土琥珀珠饰极为类似。可以肯定古滇国墓葬所出土的这些琥珀珠饰，均来自于其时的古哀牢国。可见，在西汉武帝降服西南和丝绸之路真实拓荒以前，我国境内没有很多使用琥珀制品的或许。

《山海经》是我国的志怪古籍，尽管具有特殊的文献价值，对我国古代前史、文化、地理、风俗、神话、中外交通等的研讨均有参阅，其间的矿物记载，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可是，关于《山海经》的内容性质，古今学者有着不同的知道。如司马迁直言其内容过于荒诞无稽，所以作史时不敢以为参阅。鲁迅也以为“巫觋、方士之书”。章鸿钊在《石雅·琥珀》中最终一句话：“故育沛之名，独著于《南山经》，可是至汉已不复详，则郭传之未获其义，固其宜尔。”所以育沛的姓名，仅见于《南山经》。可是，到了汉代及以后再也没出现过，东晋的郭璞也不知道其真实意义。“是育沛即琥珀无疑”独著于章鸿钊《石雅》，可是从古至今2000多年来，在其它的古代文献中，从未有此一说。因而，从空间和时间，再结合考古出土文物等一系列客观因素来分析，《山海经》所载“育沛”没有满足的依据能证明是琥珀。而章鸿钊在《石雅》中对“育沛”即琥珀的考证并不可信，仅仅一家之言，姑妄言之。

注释:

【1】章鸿钊：《石雅》，百花文艺出版社，第50~51页。

【2】胡长城、王黎锐、杨帆：《云南昌宁县大甸山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01期。

第二节、遗玉

“遗玉”一词相同始于《山海经》，而“遗玉”被以为是琥珀源于清代吴任臣：“任臣案遗玉即瑿玉。”而在此之前的文献中并无此记载。《山海经·海经·海外北经》：“平丘在三桑东。爰有遗玉、青鸟……”《山海经·海经·海外东经》：“？丘，爰有遗玉、青马……”《山海经·海经·大荒东经》：“东北海中……爰有遗玉、三青鸟……”《山海经·海经·大荒南经》：“有南类之山。爰有遗玉、青马……”在《山海经·海经》中一共记载了4个爰有“遗玉”，我国真有这么多的琥珀资源吗？没有。《山海经》也没有“遗玉”便是琥珀的直接依据。那么，“遗玉”又是怎么被以为是琥珀的呢？

清代吴任臣《増补绘像山海经广注》云：“郭曰：遗玉，玉石。任臣案遗玉即瑿玉，松枝（脂）千年为伏苓，又千年为琥珀，又千年为瑿。《字书》云：瑿，遗玉也。是其解也。高昌人名为木瑿，谓玉为石瑿。《梁四公记》云：交河之间，平碛中掘地深一丈，下有瑿珀，此瑿玉耳。徐氏（明代徐孚远）《謇修赋》云：按予辔于平丘兮，弄遗玉于三桑，谓此也。”“遗玉”被以为是琥珀的别称便源于此。

可对吴任臣所说进行逐一分析。东晋郭璞注：“遗玉，玉石。”郭璞解释为：玉石。《字书》云：“瑿，遗玉也。”是其解也。这是吴任臣的主要依据，可是《字书》其成书时间约为南北朝后期（公元510-527年），传到宋代开始逐步佚失。再传到清代只剩一些摘抄，比如任大椿据《玉篇》《经典释文》、玄应《一切经音义》等书征引《字书》条目辑成2卷，合计280条【1】。而原著到底是什么样，现在已经没办法确认了。

东汉许慎《说文》中并无“瑿”字，而云：“#（音yǒu，异体字，见上图，下同），遗玉也。謂贈遺之玉也。”明代杨慎《外集》：“（yǒu）以玉相赠遗也。”清代段玉裁注《说文》亦同，“则遗玉非玉名也。”由此可见，比《说文》晚了近400年成书的《字书》中“瑿，遗玉也。”应该便是后来摘抄时的笔误，将（yǒu）误为瑿，便成了现在所见《字书》中的“瑿，遗玉也。”

“瑿”字在《康熙字典》解释为：“琥珀千年者爲瑿，状似玉，黑如純漆，大如車輪。永昌有黑玉鏡，卽瑿也。”又因南北朝·刘宋·雷敩《雷公炮炙论·上卷·琥珀》记载：“……（瑿）珀、琥珀。……（瑿）珀为众珀之长，故号曰（瑿）珀。”再有唐代《梁四公记》云：“交河之间，平碛中掘地深一丈，下有瑿珀，此即瑿玉。”

依据唐代《梁四公记》“瑿珀，此即瑿玉”一说，又因“瑿玉”和“遗玉”音近，又被称为“瑿珀”。将这一系列串联起来便是：笔误后的《字书》就成了“瑿，遗玉也。”而“瑿”在其它的文献中又被以为是“瑿珀”；又因《梁四公记》云“瑿珀”即“瑿玉”，“瑿玉”与“遗玉”音近。故吴任臣将《山海经》中的“遗玉”释为“瑿玉”；而“瑿玉”又是“瑿珀”（琥珀的一种），最终也就有了“遗玉”是琥珀的别称一说（图1-1-1）。

（图1-1-1）

因而，清代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引清代吴任臣《山海经广注》云：“遗玉即瑿玉，琥珀千年为瑿。”的这一说法，其主要原因为“瑿”和（yǒu）形近，乃后人摘抄《字书》时，将（yǒu）讹为“瑿”后形成的。《山海经》中记载的“遗玉”原指某种物产（玉石）；而《说文》：“（yǒu），遗玉也。”中的“遗玉”，指的是“以玉相赠”而非玉石。两处文献本来记载的分别是指不同的两种事物。假如清代（或更早至成书时期）在摘抄《字书》时，没有将“（yǒu）”误笔成“瑿”，那也就无法将这些串联起来，就更没有吴任臣“遗玉是琥珀别称”一说。

从各时期的古代文献记载来看，“遗玉是琥珀别称”的这一说法也仅见于吴任臣。而在清代以前的其它文献中，暂无发现有此注释。可见此说法仅为清代吴任臣的一家之言，姑妄言之。一起，《山海经》中有关琥珀的记载一起用“育沛”和“遗玉”两个称号，显然是不合理的。一起，这两个称号没有直接能证明是琥珀的有力依据。所以不能将其视为琥珀，或归为琥珀的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