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通力协作，为什么还是乱象一片？ 

公元420年，即元熙二年，晋武帝司马德文让位于宋王刘裕。庶族出身的刘裕总算杀出了一条血路，打败了那些士家大族，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东晋也就此全线崩溃。

整个王朝历时一百零四年，共阅历了十一位皇帝，尔后，刘裕改国号为宋，史称刘宋。

在魏晋南北朝这个荒唐且紊乱的时代，一百零四年的立国时刻并不算短，但比起中国古代前史上的其他王朝来讲，东晋的存在时刻又显得尤为为难。

假如要从政治准则上来讲的话，东晋的管理方式并不算落后，他们推广的是一种君主与臣子一起管理全国的新方式，在出身贵族的王导的鞠躬尽瘁之下，各大“士族”也能放下互相的嫌隙，通力协作，后来的谢家更是能以戋戋八万兵马大北苻坚，可在前期积累了一定政治本钱的东晋，为什么没能走向辉煌呢？

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律法的缺失。

东晋名义上推广的是一种“君臣共治”的方式，比如说，在东晋成立之初，皇帝将行政权交给了王导，将军事权交给了王导的堂兄王敦，两人与皇帝一同一起管理全国，这是东晋王朝的一个特色。

假如这样的方式能往好的方向发展，那便是君臣勠力同心，一起经营好一个政权，可问题是，所谓的君臣共治并没有准则和法令的保证，也便是说，到底推不推广共治？推广什么程度的共治？和什么样的人一同共治？全凭掌权者的喜好说了算。

没有准则和法令的维护，君主和臣子手中的权柄就没有明确的界定，如此一来，身为皇室的司马宗族会担心大权旁落，而作为臣子的世家大族中也会诞生野心家和阴谋家。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就单纯拿王家来讲，东晋之所以可以树立，绝大部分都是王家掌门人王导的功劳，是他为司马睿联通了南方与北方的各大士族，让他有了成为华夏正统的政治本钱。

司马睿念及他的功绩，曾一度邀请过王导与他平起平坐，和他一同受百官朝拜，尽管王导拒绝了，他也恪守臣子的本分，安安心心地做个忠臣，可即便有王导在，也没能阻止王家的野心胀大。

其时，街边巷口都盛行着一句俗话，叫做“王与马，共全国”，即王家与司马家都是全国的主人。

事实上也是如此，具有行政权的王导在朝廷内部执政，皇帝进言献计，而具有兵权的王敦则掌握兵符，具有极高的威望。

手中的权力大了，又没有法令和准则的制约，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谁愿意与其他宗族共拥全国呢？谁都不想把利益分一杯羹给他人，所以野心就会不断胀大，并且胀大起来没有任何捆绑。

这也就催生了东晋王朝的乱象。

东晋的权臣士族之间不断产生冲突，其中交锋最为剧烈的有四大宗族，以王导为首的王家，以庾亮为首的庾家，以桓温为首的桓氏，以谢安为首的谢氏，四大宗族从前轮流在东晋掌握政权，互相之间矛盾重重。

不仅他们，其他士族之间也好不到哪去。

东晋之所以可以立国，靠的便是士族的支持，内忧外患严重的情况下，司马宗族没有能力在登上皇位之后过河拆桥，靠着士族登上王位，就得给足他们脸面，所以没人敢对士族之间的较量说不，互相争斗起来就肆无忌惮。

所以东晋的骚动非常频繁，先后爆发了王敦之乱、苏峻之乱、桓温之乱等诸多让东晋大伤元气的内争。

后来前秦率大军南下攻击东晋都城，士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危难迫使他们暂时放下对互相的嫌隙，在谢安的领导下一起抵挡外敌，可在外力催生下的协作并不长久，淝水之战后，又先后爆发了孙恩之乱、桓玄之乱等等。

这些事情虽说是内部争斗，但造成的影响却极其恶劣，比如说在苏峻之乱时，建康城的许多著名宫阙被焚毁，给前史造成了难以拯救的损失。

可以说，东晋是成也共治，败也共治，假如当年的司马宗族不与其他的士族分享权力，那它就不会被士族奉为华夏正统，在那个外族凶相毕露的时代，占据在方位并不优胜的建康城的司马家很难更进一步，所以，他们不得不让出手中的部分权力，以此来换取东晋王朝的成立。

但这样的共治体系并不老练，臣子的权力一旦做大就会把君主取而代之，相同也会引起其他士族的不满，让他们十分困难树立起来的协作在瞬间坍塌，直至最终，由士族协作而树立起来的东晋，在士族的矛盾中土崩瓦解。

时至今日，东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千百年，处在其时的那种环境中，我们没有办法说东晋的选择是错的，究竟前史不容假设，仅仅，东晋明白过来的时刻太晚，假如它能给各大士族设置一个框架，或许就不会止于一百零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