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心目中，明成祖的“永乐”这个年号是与“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不过，与中国历史上其他著名的君王一样，朱棣同样没有忘记远离大海的西部内陆边疆，以及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丝绸之路”……

永乐四年（1406）12月的一天，大明帝国京城南京迎来一位从藏区远道而来的客人：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第五世噶玛巴·德新谢巴（汉文史籍记作“哈立麻”）。当这一行客人到达皇宫正殿奉天殿落座以后，当时已年届五旬的大明天子朱棣居然不断向只有21岁的年轻人哈立麻嘘寒问暖，甚至还亲自为他倒茶。之后的赏赐更是惊人，黄金百两，白银千两。按照当时的价格，这笔钱可以相当于3000石米，而大明朝廷一品大员的年俸，不过1000石出头而已……明成祖为什么要如此厚待这位初次见面的年轻人？这背后的政治算计甚至可以追溯到明太祖时期。

众所周知，西藏在元代正式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管辖。朱元璋“驱逐胡虏”建立大明之后，对于接收故元版图有着明确的认知。朱元璋明确宣布，朵甘、乌思藏等处“皆在幅员之内”。在洪武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发出的一道白话诏书《谕西番罕都必喇等诏》中，明太祖再次明白无误地、甚至是赤裸裸地宣布：“俺如今掌管着眼前的祸福哩，你西番每（即“们”）怕也那不怕？”也即是说，是他——大明天子，掌管着藏区（“西番”）的最高权力。

 

为此，明朝政府取消了原来元朝宣政院统辖下的藏区3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并先后设立了乌思藏、朵甘两个行都指挥使。其下都司、卫所建制中的大小官员，都由明朝政府委派任命。不过，出于安抚的需要，藏区大小官吏和诸部首领一经举荐或应诏前来入朝，只要交回故元官印，表示效顺，明廷便不问辖地大小、属民多少，即可按明廷建制封授官职。这就是《明史》所说的“来者辄授官”。或者用朱元璋在白话诏书里的话说，便是“俺与了赏赐名分，教他依旧本地面里快活去了”。

但朱元璋的政策也有不如人意之处。在明代初期，藏传佛教在藏区已经坐大。各教派以寺院为基地都有自己的寺院经济。教派首领或者是地方势力首领，或与地方势力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使藏传佛教和政治合为一体。于是，在全民信教的藏族社会中，各教派的领袖就拥有了显赫而特殊的政治地位。而洪武年间明朝所封之官，偏偏俗官多而僧官少，而且僧官的封号等级普遍较低，最高仅为“大国师”和“灌顶国师”，与昔日八思巴贵为元代“帝师”的殊荣不可同日而语。

朱棣一登上皇位，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迫不及待地为父亲的治藏政策打上“补丁”。为了联络明朝廷与藏传佛教宗教上层的关系，永乐元年二月，明成祖就派人出使西藏，邀请哈立麻来京。藏区与南京道路遥远，迟到两年之后，哈立麻才来到京城，于是才有了开篇的故事。随后，明成祖册封哈立麻为“大宝法王”，总领天下佛教。哈立麻在南京坐住传教两年后，于永乐六年（1408）四月辞归，明成祖命中官“护送”返回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