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局为何如此之乱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局为何如此之乱
1916年6月6日上午，袁世凯病逝。在他死之前，政权交接工作已经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任何政权交接背后，都有一部确凿无疑的法统。之于袁政权而言，这个“法”，就是被后人称为“袁记约法”的1914年《约法》；这个“统”，就是大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这一“最高地位”序列。
北洋高层至少对袁世凯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尊重。因此，他的遗嘱也是处理政权交接的重要依据。然而，就在他死后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7日，副总统黎元洪的接班文告中，就用了“继任”而非“代理”的字眼，显然所依据的基本法文本是民元《临时约法》而非袁记约法。此时的国务院国务卿段祺瑞倒也没有反对。这还仅是对袁氏的第一击。
其后，全国各派各处政治力量，甚至包括北洋最具威望的地方实力派冯国璋，都要求恢复以民元（1912）约法和民二（1913）国会为基础的民元法统。而西南系的护国军方面，更要求惩办那些袁世凯的亲信，并冠之以“帝制祸首”的罪名。
一方面是政坛此起彼伏的呼吁，一方面是黎元洪、段祺瑞在往还商榷。至六月底，也就是距袁氏去世不足一月，黎、段便陆续下达政府令，除了一些人事上的安排，其要旨就是恢复民元法统，并撤销了袁世凯亲自设立的统率办事处和政事堂，还下令通缉那些所谓的“帝制祸首”。也就是说，袁世凯死后仅仅一个月，他一生缔造的所有政治遗产，都烟消云散了。就国体、政体、法律、机构、人事，从各方面的建制来看，袁世凯都没给后人留下一丁点建设性积累。除了后来那个隆重的葬礼和国民还在使用的银元上的侧面头像，似乎他从未出现在现实和历史中。
由于袁世凯去世前三个月已经废止自己设立了83天的帝制，因此去世之前其政治身份还是中华民国大总统。他去世的当天，段祺瑞以国务院名义，向全国发布文告，略曰：“袁大总统于本月六日巳正因病薨逝。业经遗令，尊《约法》二十九条，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之职权。”所谓“《约法》二十九条”，指的是1914年袁世凯的新创基本法，其二十九条是：“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
段这段话连标点符号不过短短50个字，却惹来了数不清的问题。
——凭什么袁世凯创设的《约法》还在使用？按照西南系护国军的观点，此时袁世凯已经是叛国贼，而他叛国的起点，即是改变民元法统，其具体行为，就是创设《约法》而废止《临时约法》。所以，袁世凯必须否定，民元法统必须恢复。所以，南北双方，即北洋政府和护国军政府仅仅在一点上达成共识：接下来的总统由黎元洪当了。
政治上，各党各派纷纷对于时局提出自己的主张，归纳起来无非是恢复以《临时约法》和民二国会为基础的民元法统；并且惩治所谓的“帝制祸首”。对于来势汹汹的各种要求，北方非常奇特地保持集体静默。这是因为北洋系在中央的政客，之前为袁世凯亲信，而今却沦为“帝制余孽”，戴罪之身当然不敢乱说乱动。至于作为督理某省军务的将军而分散在各地的北洋系军人们，原本就没什么政治主张，对于时局一时间难以臧否。而且，既然北洋系中地位次高者冯国璋也于15日致电黎元洪请恢复《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那么各省将军就更不能发表什么其他意见了。
但此时的张勋有与众不同的立场。在袁去世的前夕即5月30日，冯国璋召集各省北洋系将军于南京开会，讨论袁氏及其政府的进退出处。会议无疾而终，不欢而散。但应张勋要求，南京会议的部分代表复于徐州集会。这次会议提出了十条纲要，主要是要求保全袁家属生命财产及袁氏身后一切荣誉；并“绝对抵制迭次倡乱一般暴烈分子参与政权”。所谓的“暴烈分子”，指的就是国民党员。这个十条纲要，可谓是说出了北洋系地方实力派的心声。此次徐州会议，也成为今后一年内操控乃至左右政局的“督军团”的滥觞。
不过，此时，无论是野心勃勃如梁启超，还是诡异狡黠如张勋，都没料到，一场细腻绵密的人事安排，正在悄然策划推行，一张张名单，正在黎元洪和段祺瑞的手中频繁往还，反复揣摩。从今后一年的历史事实来看，段祺瑞和黎元洪的关系非常糟糕。因此，当时政坛的观察家们完全忽略了他俩的秘密沟通，也实属正常。因为所有人忽略了一点——段祺瑞同黎元洪之间的“桥梁”，是张国淦。正是这个人，决定了袁世凯死后最初一个月中国的命运。
黎元洪与段祺瑞
清末非常重视同乡之谊。张氏籍贯是今天的湖北赤壁，但跟随着湘军出身的父亲，在安徽成长、读书。后来他们家就定居在了芜湖。所以，他能够以生于安徽的身份，同安徽人段祺瑞亲近；也能够以籍隶湖北的身份，同湖北人黎元洪亲近。当然，也能以湘军子弟的身份，得到袁世凯的信任——湘军毕竟是中国近代所有地方实力派的鼻祖。
张国淦三十出头开始官运亨通，1916年是四十周岁，之前四年已经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内务部次长、政事堂右丞（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等显要贵重的职务。袁世凯最倚重张国淦的，是他身上那种令人信赖的亲和力，以及能够令人妥协的协调能力。袁氏当国的四年间，张国淦前两年调处袁黎关系，后两年调处袁段关系，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到袁氏统治末期，一方面张国淦不同意帝制，另一方面，袁黎关系、袁段关系都已经崩溃，没了协调共处的可能，因此，在袁氏去世黎氏接任的当口，张国淦是教育总长。
但段请黎元洪当总统，还是要拉上他一起去。袁世凯去世后，段祺瑞立即带着张来到黎元洪公馆，在黎的办公室东花厅，段先向黎三鞠躬，当是致敬大礼，然后二人相对注目了半个小时一言不发，也算是做到了“请你出来当总统”的礼数。段祺瑞走的时候，留下了张国淦，也就是留下了一条沟通渠道。
到当天傍晚，北京城的流言越来越多，都说北洋系军头要罢黜黎元洪，让徐世昌出来做总统。黎当然很惶恐。这不是权位的问题，北洋系军头来逼迫让位，肯定会危及自己的生命。于是张国淦先亲自去府学胡同的段祺瑞公馆打听情况，然后在东花厅陪黎元洪坐了一晚上，到凌晨三点钟知道各方安全后，才去休息。是张国淦陪黎元洪度过了最惊险难熬的第一天。
6日下午三点钟，国务院以袁世凯的名义发布“故总统令”：“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这个“约法”，是袁记约法。但是黎元洪自己发布的“就职令”呢，则第一句是“元洪于本月7日就大总统任”，“就任”两字，是根据民元约法而来的。文告写就后，张国淦亲送府学胡同由段祺瑞过目，段祺瑞也没有提出异议，即署名盖印然后登报，并电告全国。就任总统以来，黎元洪在张国淦的沟通下，不断同段祺瑞秘密商议了一系列重大事项，包括内阁成员人选，各地军政负责人的确定。在公开层面，他们还推行了一些体制上的变革。10日，黎当上大总统才三天，就裁撤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将其职权交还陆军、海军、参谋等部，这应该是段祺瑞最注重和欣慰的事，这样，他这个陆军部长才是真正的全国军事领袖。黎元洪还准“帝制祸首”周自齐辞职，其财政总长的职务，交给老革命党陈锦涛继任。这也是黎元洪变革阁员的第一步。
即使在北洋系内部，冯国璋就根本不关心袁世凯的历史地位，反而致电段祺瑞，逼迫他承认《临时约法》。这样倒是简单了。于是，段突然爽快地在六月底宣布全面恢复以《临时约法》为主体的民元法统。如此，也意味着袁记《约法》被永久废除，1914年初被袁氏强行解散的民二国会立即恢复召集。
所有人都是赢家，而最大的赢家，其实是段祺瑞。首先，他已经在事实上成为北洋系新的领袖。当然，冯国璋的资历、地位同他不相伯仲，但人在南京，虽然可以直接控制长江中下游，但毕竟离政治中枢北京还相当之远。其次，虽然黎元洪是大总统，但“责任内阁制”的威权出自院部。从理论上来说，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须大总统任命，并应接受国会的质询和弹劾。《临时约法》中，段祺瑞所受的限制，也仅止于此了。说得简单点，民元约法就是一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制度设计——在总统和国会的角逐较量中，互相制衡，互相伤害，而国务总理正可以上下其手，纵横捭阖。
冯国璋
现在，制度和体制都已经确定，段祺瑞就要开始工作了。第一步，当然是先要把官位安排好。一场护国运动，使得许多原本资历浅薄、威望不足的军政人物走上前台，尤其是西南系，兵强马壮，再也不可能恢复到半年前那种畏葸的模样。而在中枢政坛，因为民元法统的恢复，原本已经被袁世凯排挤出去的革命党系统人马，现在又将回到中央。何况，他们还是黎元洪身为大总统的执政基础。全国当时22个省份，那么督军加省长才有40多个缺；至于总长那人数更少，国务院才九个部。
段有自己的想法。之前几天，政界还在为到底是执行民元约法还是袁记约法大起争执，即黎元洪究竟是代理总统还是继任总统名分未定的时候，段祺瑞已经拟订了一份内阁名单。外交总长，原来的陆徵祥已经辞职，现在由交通总长曹汝霖兼署，段祺瑞建议换成汪大燮；内务总长，原来是王揖唐，段建议换成刚刚从福建回来的许世英；财政总长，原本是周自齐署理，但此人同袁世凯关系实在密切，被目为“帝制余孽”，再留在中央政府恐怕有所不便，因此，在6月23日已由黎元洪亲自提名换成了陈锦涛。陈氏是老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是财政总长。
教育总长，原本是张国淦。但为了使反袁人士更能接受这个新政府，段祺瑞提名由范源濂接任。范氏资历很深，后来又赞助梁启超反袁，因此在护国军方面声望很高。农商总长，原本由司法总长章宗祥兼任，现在段氏建议给张国淦接任。剩下来的四个部的总长不变：陆军段祺瑞兼任，海军刘冠雄，交通曹汝霖，司法章宗祥。
段祺瑞自认为安排得很妥帖。九个总长，留了五个旧人。如果他自兼的陆军总长不算，也就是说八个国务员进了四个新人，也算是不偏不倚，新旧交融了。而且四个新人中，财长陈锦涛可以照顾革命党的感受，教部范源濂可以照顾梁启超的感受。简直是个“联合政府”了嘛。没想到，对于这份名单黎元洪在审核盖印时并不同意。他主要想换掉两个人：外交总长和海军总长。
海军向来同北洋系离心离德，而黎元洪自己就是海军出身，尤其得到海军高级将领的拥护。但现任海军总长刘冠雄已经成为北洋系插进海军的一根钢钎，不将其拔掉的话，黎元洪今后同海军的隔膜会越来越大。所以，他提出，外交总长换成唐绍仪，海军总长换成程璧光。再加个张耀曾为司法总长，孙洪伊为教育总长。后两人原先一是革命党，一是进步党，但现在都属于国民党阵营。这样的话，除了段祺瑞以外，内阁八个成员，竟然有五人要么是国民党，要么同国民党历史关系深厚。
段竟然全部同意了。于是，1916年的6月底7月初，黎元洪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公布了新的内阁名单。需要注意的是，这份名单仅仅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意愿，并未得到国会的同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任命建议，甚至还没得到他们本人的同意。还有一点隐然的影响：包括北洋系、西南系在内的各省地方实力派，究竟如何看待这份名单呢？国民党、进步党，也就是孙中山和梁启超，他们怎么看待这份名单呢？
按照计划，国会两院要到8月1日才复会，迨追认这些包括段祺瑞在内的阁员名单要排到八月底。那么，首先看看，这八位总长能不能过舆论关？
首先“中枪”的是汪大燮。当时汪年近六十，在前清已是外务部、邮传部（即交通部）侍郎，但问题是，他犯过“政治错误”，被时人看作是“帝制余孽”，一听他要入阁，尤其是西南系的政客们群起而攻之。汪实在受不了，任命外交总长才十来天，就辞职了。
交通部主要业务就是建造和管理铁路。当时的中国极为穷困，要建设铁路势必要向列强借款，因此，身为交通总长，未必要懂得铁路如何敷设，但必须是外交人才、财政人才、金融人才。但是，黎元洪的夹袋里也没几个人才。支持他的一般都是国民党系统中的人，多激进分子，多英雄义士，但少有建设性人才。其实梁启超的进步党中也是文人多、政客多，论到那些懂得脚踏实地经世治国的技术性官员，非常之少。所以，只能起用许世英做交通总长了，虽然之前他做的是司法内务工作，对于外交、金融全然陌生。
张国淦也调职了。黎元洪刚刚当上总统，位子还没坐稳，请张专任总统府秘书长，农商总长的位子就让给了又一个国民党人谷钟秀。
同最初段祺瑞提出的名单相比，八位阁员中留下了三人，也不能算全盘否定。但这八人中，国民党五人，外加一位倾向西南系的程璧光。这样，八名阁员中亲近北洋系的就只有一个许世英了。以此为标志，段祺瑞内阁正式成立了。各方势力见到尘埃落定，便纷纷露出了本来面目。其中最为愤怒的是梁启超。
梁启超对议会政治很感兴趣，也愿意亲身尝试，入内阁担任总长，试图在中央政府掌控政局。不过，当下内阁重新安排部长人选的时候，梁启超却失去了三年前的热情，并没有主动将自己的党徒塞进国务院的打算。但毕竟，手下的进步党人一个都没进内阁，让梁启超觉得脸上无光，还要结结巴巴跟那帮子看热闹的西南系军头解释这个尴尬的局面。
梁毕竟是大政治家，亡羊补牢尤未晚也，黎段联名公布了内阁名单，他已经意识到了两个事实：一，各省军政民政长官的名单也要随之公布了；二，这份名单同样不会跟自己商量。于是，梁思考了三天后，给同他关系亲密的范源濂发了份长长的电报。自己手下的进步党都是文人，督理军务的军政长官是谋不到的，那么就试着来求几个民政长官吧。而且梁也知道，黎元洪、段祺瑞绝不会将北洋系固有的地盘让出来。他所推荐的人选，所谋求的职位只能在发起护国运动的西南六省。
在电报中，梁通过范源濂向黎段提出了四个要求：首先，“最好令黎段访才于我西南数省”，也就是西南的首长必须来自本地；其次，“军民长官之调动，事前先与我商，必较妥洽”，也就是说，这次任命名单一定要同我商量。然后，他开出了一份名单：籍忠寅、周印昆、周善培、徐佛苏、陈廷策。他强调，以上五位“皆巡按妙选”，建议范源濂不妨立即去“切实推毂”——再不举荐就晚了！（袁世凯时代，省长称为“巡按使”，梁氏拍这份电报的时候，此官名尚沿用。）
电报的最后，梁启超明确喊话：“循若必须有位置。”循若就是戴戡，当时任护国军右翼总司令。他对梁启超忠心耿耿，以“死士”自命。这样的忠实干部，当然要“必须有位置”。梁启超建议道，先以龙济光、陆荣廷对调，然后，“莫如以（蔡锷、戴戡）安抚蜀湘，则（两广川湘）四省问题皆解决矣”。其他建议都是虚晃一枪，让戴戡去湖南做领导才是要害。
段祺瑞却并不同意他的推荐。对于西南六省军政、民政长官这12个位子，他自有打算。
先要解决名分的事。民国惯例，政治领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总会连带一系列官职名称的改变。西南系刚发动反袁起义，就将袁氏设定的将军、巡按使改成了辛亥革命时期的都督、民政长。黎元洪、段祺瑞索性将这些新旧名称全部废除，打碎重造：今后，一省军政长官称督军、民政长官称省长。7月6日，也就是梁启超电报“推毂”三天后，中央政府公布了督军、省长的名单。北洋系控制下的北方各省，几乎都是袁世凯任命的原班人马。因此，观察家更关注西南六省的人事安排。至少，梁启超大失所望。
先来看名单。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云南：督军唐继尧，省长任可澄。贵州：督军刘显世，省长戴戡。湖南：督军兼省长，陈宧。广东：督军陆荣廷，省长朱庆澜。广西：督军陈炳焜，省长罗佩金。
四川局面混乱。川境内有护国的滇军黔军，川军中也分效忠北洋的和效忠云南的。当然，蔡锷也有自己的嫡系部队。所以，这一块还是先让蔡锷去敉平再说。
湖南也如同一团乱麻。就在7月4日，湖南将军汤芗铭在国民党稳健派程潜率领的护国军的逼迫下出走，段祺瑞一时缺乏有效人选，只能先让已经退居鄂西的陈宧去湖南掌控大局。
云南和贵州的人事任命也没什么可非议的，基本照旧。但广东广西这两省的省长位子，梁启超看了就心生气恼。尤其是广东。广东督军由广西地方实力派陆荣廷担任，这原本也是梁启超的建议。他认为，“龙（济光）部悍将，惟陆（荣廷）能驭”。但是，空出个省长位子，为什么就不能给进步党呢？偏生大老远叫来个朱庆澜。
蔡锷固然留在了四川，但戴戡被派往家乡贵州做省长。而湖南督军的位子，则留给了刚刚退出四川的陈宧。这下梁启超着急了。贵州原本就是进步党大本营，又何必多加戴戡一个砝码？他一面让戴戡向中央辞谢任命，一面立即亲自致电段祺瑞。他说戴戡非常优秀，“才具开展而醇洁稳健，实当代有数人才”，所以“不宜弃置，能量移他省最善”。三天后，他又致电已经到北京的门徒籍忠寅，让他去黎元洪、段祺瑞门上游说，让戴戡做湖南省长。当时，陆荣廷暂时署理湖南督军，所以，梁启超也请陆向黎段推荐戴戡去湖南。段祺瑞对梁启超这些接二连三的推荐置之不理，以致后者在给周善培的电报中大发牢骚：“我辈为大局如此尽力，若结果为彼。真短气！”
湖南向来是北军南征或南军北伐的交通要道，因此北洋系长期在岳州驻扎精兵，所以段祺瑞怎么放心把这块地盘交给梁启超及其进步党呢？所以，他先是急于控制形势，最后，还是选择了性格温和又没有军事基础的谭延闿来出任湖南都督。
罗佩金也不愿去广西，因为他更愿意按照自己的资历和禀赋从事军职；而且陆荣廷也把广西视作自家禁脔，哪能容得下他人染指？就这样，滇黔护国军三位首长：蔡锷、罗佩金、戴戡，一股脑儿挤在四川，没有通道向外发展。梁启超此人冷静而务实。即使有抱怨，也不会耽误他对于全盘计划的重新安排。何不请蔡锷出任湘督呢？蔡原本就是湖南宝庆人，符合民初形成的“湘人治湘”的号召。这个建议提出来，想必各方都不能反对。
蔡锷是个伟大人物，曾率领护国军进攻四川，以四千疲敝之旅，对撼陈宧、曹锟、张敬尧之十几万北军仍屹立不败。早在护国战争刚开始不久的1916年初，梁启超就在思考，今后其领导的进步党，政治出路究竟在哪里？他给正在四川前线同北洋军鏖战的蔡锷写了封信。其中说道：“惟有与吾弟共甘苦于邛蜀滇僰间，冀庄严此土，为国人觅一遗种地耳。”梁启超说出了当时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政治家和地方实力派们都在萌发的念头：割据。
没想到，蔡锷撑不住，他病得非常厉害，不久去世。这可以说是梁启超生平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打击。以蔡氏的军事才能和人格魅力，安定四川绰绰有余。即便闭关自守，也能够在富有安宁的四川盆地休养生息，为进步党培养一个安全而繁荣的军政基地。而当时，如何消化广东及广东的革命党，会消解陆荣廷的力量；如何遏制刚刚崛起的王文华，会消解唐继尧的力量；如何应付冯国璋和曹锟，会消解段祺瑞的力量。蔡锷会带领四川和进步党在这个夹缝中默默生长，奠定基础。进而有机会西定康边，南下滇黔，北上汉中，东出夔关，平定天下如运诸掌。那时的北伐胜利者，可就是进步党的党军了。但历史可以推演，却无法假设。北伐胜利者终究还是国民党，而其借助的军事力量，其源头和脉络，依然是来自西南实力派。
1916年6月6日上午，袁世凯病逝。在他死之前，政权交接工作已经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任何政权交接背后，都有一部确凿无疑的法统。之于袁政权而言，这个“法”，就是被后人称为“袁记约法”的1914年《约法》；这个“统”，就是大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这一“最高地位”序列。
北洋高层至少对袁世凯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尊重。因此，他的遗嘱也是处理政权交接的重要依据。然而，就在他死后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7日，副总统黎元洪的接班文告中，就用了“继任”而非“代理”的字眼，显然所依据的基本法文本是民元《临时约法》而非袁记约法。此时的国务院国务卿段祺瑞倒也没有反对。这还仅是对袁氏的第一击。
其后，全国各派各处政治力量，甚至包括北洋最具威望的地方实力派冯国璋，都要求恢复以民元（1912）约法和民二（1913）国会为基础的民元法统。而西南系的护国军方面，更要求惩办那些袁世凯的亲信，并冠之以“帝制祸首”的罪名。
一方面是政坛此起彼伏的呼吁，一方面是黎元洪、段祺瑞在往还商榷。至六月底，也就是距袁氏去世不足一月，黎、段便陆续下达政府令，除了一些人事上的安排，其要旨就是恢复民元法统，并撤销了袁世凯亲自设立的统率办事处和政事堂，还下令通缉那些所谓的“帝制祸首”。也就是说，袁世凯死后仅仅一个月，他一生缔造的所有政治遗产，都烟消云散了。就国体、政体、法律、机构、人事，从各方面的建制来看，袁世凯都没给后人留下一丁点建设性积累。除了后来那个隆重的葬礼和国民还在使用的银元上的侧面头像，似乎他从未出现在现实和历史中。
由于袁世凯去世前三个月已经废止自己设立了83天的帝制，因此去世之前其政治身份还是中华民国大总统。他去世的当天，段祺瑞以国务院名义，向全国发布文告，略曰：“袁大总统于本月六日巳正因病薨逝。业经遗令，尊《约法》二十九条，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之职权。”所谓“《约法》二十九条”，指的是1914年袁世凯的新创基本法，其二十九条是：“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
段这段话连标点符号不过短短50个字，却惹来了数不清的问题。
——凭什么袁世凯创设的《约法》还在使用？按照西南系护国军的观点，此时袁世凯已经是叛国贼，而他叛国的起点，即是改变民元法统，其具体行为，就是创设《约法》而废止《临时约法》。所以，袁世凯必须否定，民元法统必须恢复。所以，南北双方，即北洋政府和护国军政府仅仅在一点上达成共识：接下来的总统由黎元洪当了。
政治上，各党各派纷纷对于时局提出自己的主张，归纳起来无非是恢复以《临时约法》和民二国会为基础的民元法统；并且惩治所谓的“帝制祸首”。对于来势汹汹的各种要求，北方非常奇特地保持集体静默。这是因为北洋系在中央的政客，之前为袁世凯亲信，而今却沦为“帝制余孽”，戴罪之身当然不敢乱说乱动。至于作为督理某省军务的将军而分散在各地的北洋系军人们，原本就没什么政治主张，对于时局一时间难以臧否。而且，既然北洋系中地位次高者冯国璋也于15日致电黎元洪请恢复《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那么各省将军就更不能发表什么其他意见了。
但此时的张勋有与众不同的立场。在袁去世的前夕即5月30日，冯国璋召集各省北洋系将军于南京开会，讨论袁氏及其政府的进退出处。会议无疾而终，不欢而散。但应张勋要求，南京会议的部分代表复于徐州集会。这次会议提出了十条纲要，主要是要求保全袁家属生命财产及袁氏身后一切荣誉；并“绝对抵制迭次倡乱一般暴烈分子参与政权”。所谓的“暴烈分子”，指的就是国民党员。这个十条纲要，可谓是说出了北洋系地方实力派的心声。此次徐州会议，也成为今后一年内操控乃至左右政局的“督军团”的滥觞。
不过，此时，无论是野心勃勃如梁启超，还是诡异狡黠如张勋，都没料到，一场细腻绵密的人事安排，正在悄然策划推行，一张张名单，正在黎元洪和段祺瑞的手中频繁往还，反复揣摩。从今后一年的历史事实来看，段祺瑞和黎元洪的关系非常糟糕。因此，当时政坛的观察家们完全忽略了他俩的秘密沟通，也实属正常。因为所有人忽略了一点——段祺瑞同黎元洪之间的“桥梁”，是张国淦。正是这个人，决定了袁世凯死后最初一个月中国的命运。
黎元洪与段祺瑞
清末非常重视同乡之谊。张氏籍贯是今天的湖北赤壁，但跟随着湘军出身的父亲，在安徽成长、读书。后来他们家就定居在了芜湖。所以，他能够以生于安徽的身份，同安徽人段祺瑞亲近；也能够以籍隶湖北的身份，同湖北人黎元洪亲近。当然，也能以湘军子弟的身份，得到袁世凯的信任——湘军毕竟是中国近代所有地方实力派的鼻祖。
张国淦三十出头开始官运亨通，1916年是四十周岁，之前四年已经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内务部次长、政事堂右丞（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等显要贵重的职务。袁世凯最倚重张国淦的，是他身上那种令人信赖的亲和力，以及能够令人妥协的协调能力。袁氏当国的四年间，张国淦前两年调处袁黎关系，后两年调处袁段关系，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到袁氏统治末期，一方面张国淦不同意帝制，另一方面，袁黎关系、袁段关系都已经崩溃，没了协调共处的可能，因此，在袁氏去世黎氏接任的当口，张国淦是教育总长。
但段请黎元洪当总统，还是要拉上他一起去。袁世凯去世后，段祺瑞立即带着张来到黎元洪公馆，在黎的办公室东花厅，段先向黎三鞠躬，当是致敬大礼，然后二人相对注目了半个小时一言不发，也算是做到了“请你出来当总统”的礼数。段祺瑞走的时候，留下了张国淦，也就是留下了一条沟通渠道。
到当天傍晚，北京城的流言越来越多，都说北洋系军头要罢黜黎元洪，让徐世昌出来做总统。黎当然很惶恐。这不是权位的问题，北洋系军头来逼迫让位，肯定会危及自己的生命。于是张国淦先亲自去府学胡同的段祺瑞公馆打听情况，然后在东花厅陪黎元洪坐了一晚上，到凌晨三点钟知道各方安全后，才去休息。是张国淦陪黎元洪度过了最惊险难熬的第一天。
6日下午三点钟，国务院以袁世凯的名义发布“故总统令”：“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这个“约法”，是袁记约法。但是黎元洪自己发布的“就职令”呢，则第一句是“元洪于本月7日就大总统任”，“就任”两字，是根据民元约法而来的。文告写就后，张国淦亲送府学胡同由段祺瑞过目，段祺瑞也没有提出异议，即署名盖印然后登报，并电告全国。就任总统以来，黎元洪在张国淦的沟通下，不断同段祺瑞秘密商议了一系列重大事项，包括内阁成员人选，各地军政负责人的确定。在公开层面，他们还推行了一些体制上的变革。10日，黎当上大总统才三天，就裁撤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将其职权交还陆军、海军、参谋等部，这应该是段祺瑞最注重和欣慰的事，这样，他这个陆军部长才是真正的全国军事领袖。黎元洪还准“帝制祸首”周自齐辞职，其财政总长的职务，交给老革命党陈锦涛继任。这也是黎元洪变革阁员的第一步。
即使在北洋系内部，冯国璋就根本不关心袁世凯的历史地位，反而致电段祺瑞，逼迫他承认《临时约法》。这样倒是简单了。于是，段突然爽快地在六月底宣布全面恢复以《临时约法》为主体的民元法统。如此，也意味着袁记《约法》被永久废除，1914年初被袁氏强行解散的民二国会立即恢复召集。
所有人都是赢家，而最大的赢家，其实是段祺瑞。首先，他已经在事实上成为北洋系新的领袖。当然，冯国璋的资历、地位同他不相伯仲，但人在南京，虽然可以直接控制长江中下游，但毕竟离政治中枢北京还相当之远。其次，虽然黎元洪是大总统，但“责任内阁制”的威权出自院部。从理论上来说，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须大总统任命，并应接受国会的质询和弹劾。《临时约法》中，段祺瑞所受的限制，也仅止于此了。说得简单点，民元约法就是一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制度设计——在总统和国会的角逐较量中，互相制衡，互相伤害，而国务总理正可以上下其手，纵横捭阖。
冯国璋
现在，制度和体制都已经确定，段祺瑞就要开始工作了。第一步，当然是先要把官位安排好。一场护国运动，使得许多原本资历浅薄、威望不足的军政人物走上前台，尤其是西南系，兵强马壮，再也不可能恢复到半年前那种畏葸的模样。而在中枢政坛，因为民元法统的恢复，原本已经被袁世凯排挤出去的革命党系统人马，现在又将回到中央。何况，他们还是黎元洪身为大总统的执政基础。全国当时22个省份，那么督军加省长才有40多个缺；至于总长那人数更少，国务院才九个部。
段有自己的想法。之前几天，政界还在为到底是执行民元约法还是袁记约法大起争执，即黎元洪究竟是代理总统还是继任总统名分未定的时候，段祺瑞已经拟订了一份内阁名单。外交总长，原来的陆徵祥已经辞职，现在由交通总长曹汝霖兼署，段祺瑞建议换成汪大燮；内务总长，原来是王揖唐，段建议换成刚刚从福建回来的许世英；财政总长，原本是周自齐署理，但此人同袁世凯关系实在密切，被目为“帝制余孽”，再留在中央政府恐怕有所不便，因此，在6月23日已由黎元洪亲自提名换成了陈锦涛。陈氏是老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是财政总长。
教育总长，原本是张国淦。但为了使反袁人士更能接受这个新政府，段祺瑞提名由范源濂接任。范氏资历很深，后来又赞助梁启超反袁，因此在护国军方面声望很高。农商总长，原本由司法总长章宗祥兼任，现在段氏建议给张国淦接任。剩下来的四个部的总长不变：陆军段祺瑞兼任，海军刘冠雄，交通曹汝霖，司法章宗祥。
段祺瑞自认为安排得很妥帖。九个总长，留了五个旧人。如果他自兼的陆军总长不算，也就是说八个国务员进了四个新人，也算是不偏不倚，新旧交融了。而且四个新人中，财长陈锦涛可以照顾革命党的感受，教部范源濂可以照顾梁启超的感受。简直是个“联合政府”了嘛。没想到，对于这份名单黎元洪在审核盖印时并不同意。他主要想换掉两个人：外交总长和海军总长。
海军向来同北洋系离心离德，而黎元洪自己就是海军出身，尤其得到海军高级将领的拥护。但现任海军总长刘冠雄已经成为北洋系插进海军的一根钢钎，不将其拔掉的话，黎元洪今后同海军的隔膜会越来越大。所以，他提出，外交总长换成唐绍仪，海军总长换成程璧光。再加个张耀曾为司法总长，孙洪伊为教育总长。后两人原先一是革命党，一是进步党，但现在都属于国民党阵营。这样的话，除了段祺瑞以外，内阁八个成员，竟然有五人要么是国民党，要么同国民党历史关系深厚。
段竟然全部同意了。于是，1916年的6月底7月初，黎元洪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公布了新的内阁名单。需要注意的是，这份名单仅仅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意愿，并未得到国会的同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任命建议，甚至还没得到他们本人的同意。还有一点隐然的影响：包括北洋系、西南系在内的各省地方实力派，究竟如何看待这份名单呢？国民党、进步党，也就是孙中山和梁启超，他们怎么看待这份名单呢？
按照计划，国会两院要到8月1日才复会，迨追认这些包括段祺瑞在内的阁员名单要排到八月底。那么，首先看看，这八位总长能不能过舆论关？
首先“中枪”的是汪大燮。当时汪年近六十，在前清已是外务部、邮传部（即交通部）侍郎，但问题是，他犯过“政治错误”，被时人看作是“帝制余孽”，一听他要入阁，尤其是西南系的政客们群起而攻之。汪实在受不了，任命外交总长才十来天，就辞职了。
交通部主要业务就是建造和管理铁路。当时的中国极为穷困，要建设铁路势必要向列强借款，因此，身为交通总长，未必要懂得铁路如何敷设，但必须是外交人才、财政人才、金融人才。但是，黎元洪的夹袋里也没几个人才。支持他的一般都是国民党系统中的人，多激进分子，多英雄义士，但少有建设性人才。其实梁启超的进步党中也是文人多、政客多，论到那些懂得脚踏实地经世治国的技术性官员，非常之少。所以，只能起用许世英做交通总长了，虽然之前他做的是司法内务工作，对于外交、金融全然陌生。
张国淦也调职了。黎元洪刚刚当上总统，位子还没坐稳，请张专任总统府秘书长，农商总长的位子就让给了又一个国民党人谷钟秀。
同最初段祺瑞提出的名单相比，八位阁员中留下了三人，也不能算全盘否定。但这八人中，国民党五人，外加一位倾向西南系的程璧光。这样，八名阁员中亲近北洋系的就只有一个许世英了。以此为标志，段祺瑞内阁正式成立了。各方势力见到尘埃落定，便纷纷露出了本来面目。其中最为愤怒的是梁启超。
梁启超对议会政治很感兴趣，也愿意亲身尝试，入内阁担任总长，试图在中央政府掌控政局。不过，当下内阁重新安排部长人选的时候，梁启超却失去了三年前的热情，并没有主动将自己的党徒塞进国务院的打算。但毕竟，手下的进步党人一个都没进内阁，让梁启超觉得脸上无光，还要结结巴巴跟那帮子看热闹的西南系军头解释这个尴尬的局面。
梁毕竟是大政治家，亡羊补牢尤未晚也，黎段联名公布了内阁名单，他已经意识到了两个事实：一，各省军政民政长官的名单也要随之公布了；二，这份名单同样不会跟自己商量。于是，梁思考了三天后，给同他关系亲密的范源濂发了份长长的电报。自己手下的进步党都是文人，督理军务的军政长官是谋不到的，那么就试着来求几个民政长官吧。而且梁也知道，黎元洪、段祺瑞绝不会将北洋系固有的地盘让出来。他所推荐的人选，所谋求的职位只能在发起护国运动的西南六省。
在电报中，梁通过范源濂向黎段提出了四个要求：首先，“最好令黎段访才于我西南数省”，也就是西南的首长必须来自本地；其次，“军民长官之调动，事前先与我商，必较妥洽”，也就是说，这次任命名单一定要同我商量。然后，他开出了一份名单：籍忠寅、周印昆、周善培、徐佛苏、陈廷策。他强调，以上五位“皆巡按妙选”，建议范源濂不妨立即去“切实推毂”——再不举荐就晚了！（袁世凯时代，省长称为“巡按使”，梁氏拍这份电报的时候，此官名尚沿用。）
电报的最后，梁启超明确喊话：“循若必须有位置。”循若就是戴戡，当时任护国军右翼总司令。他对梁启超忠心耿耿，以“死士”自命。这样的忠实干部，当然要“必须有位置”。梁启超建议道，先以龙济光、陆荣廷对调，然后，“莫如以（蔡锷、戴戡）安抚蜀湘，则（两广川湘）四省问题皆解决矣”。其他建议都是虚晃一枪，让戴戡去湖南做领导才是要害。
段祺瑞却并不同意他的推荐。对于西南六省军政、民政长官这12个位子，他自有打算。
先要解决名分的事。民国惯例，政治领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总会连带一系列官职名称的改变。西南系刚发动反袁起义，就将袁氏设定的将军、巡按使改成了辛亥革命时期的都督、民政长。黎元洪、段祺瑞索性将这些新旧名称全部废除，打碎重造：今后，一省军政长官称督军、民政长官称省长。7月6日，也就是梁启超电报“推毂”三天后，中央政府公布了督军、省长的名单。北洋系控制下的北方各省，几乎都是袁世凯任命的原班人马。因此，观察家更关注西南六省的人事安排。至少，梁启超大失所望。
先来看名单。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云南：督军唐继尧，省长任可澄。贵州：督军刘显世，省长戴戡。湖南：督军兼省长，陈宧。广东：督军陆荣廷，省长朱庆澜。广西：督军陈炳焜，省长罗佩金。
四川局面混乱。川境内有护国的滇军黔军，川军中也分效忠北洋的和效忠云南的。当然，蔡锷也有自己的嫡系部队。所以，这一块还是先让蔡锷去敉平再说。
湖南也如同一团乱麻。就在7月4日，湖南将军汤芗铭在国民党稳健派程潜率领的护国军的逼迫下出走，段祺瑞一时缺乏有效人选，只能先让已经退居鄂西的陈宧去湖南掌控大局。
云南和贵州的人事任命也没什么可非议的，基本照旧。但广东广西这两省的省长位子，梁启超看了就心生气恼。尤其是广东。广东督军由广西地方实力派陆荣廷担任，这原本也是梁启超的建议。他认为，“龙（济光）部悍将，惟陆（荣廷）能驭”。但是，空出个省长位子，为什么就不能给进步党呢？偏生大老远叫来个朱庆澜。
蔡锷固然留在了四川，但戴戡被派往家乡贵州做省长。而湖南督军的位子，则留给了刚刚退出四川的陈宧。这下梁启超着急了。贵州原本就是进步党大本营，又何必多加戴戡一个砝码？他一面让戴戡向中央辞谢任命，一面立即亲自致电段祺瑞。他说戴戡非常优秀，“才具开展而醇洁稳健，实当代有数人才”，所以“不宜弃置，能量移他省最善”。三天后，他又致电已经到北京的门徒籍忠寅，让他去黎元洪、段祺瑞门上游说，让戴戡做湖南省长。当时，陆荣廷暂时署理湖南督军，所以，梁启超也请陆向黎段推荐戴戡去湖南。段祺瑞对梁启超这些接二连三的推荐置之不理，以致后者在给周善培的电报中大发牢骚：“我辈为大局如此尽力，若结果为彼。真短气！”
湖南向来是北军南征或南军北伐的交通要道，因此北洋系长期在岳州驻扎精兵，所以段祺瑞怎么放心把这块地盘交给梁启超及其进步党呢？所以，他先是急于控制形势，最后，还是选择了性格温和又没有军事基础的谭延闿来出任湖南都督。
罗佩金也不愿去广西，因为他更愿意按照自己的资历和禀赋从事军职；而且陆荣廷也把广西视作自家禁脔，哪能容得下他人染指？就这样，滇黔护国军三位首长：蔡锷、罗佩金、戴戡，一股脑儿挤在四川，没有通道向外发展。梁启超此人冷静而务实。即使有抱怨，也不会耽误他对于全盘计划的重新安排。何不请蔡锷出任湘督呢？蔡原本就是湖南宝庆人，符合民初形成的“湘人治湘”的号召。这个建议提出来，想必各方都不能反对。
蔡锷是个伟大人物，曾率领护国军进攻四川，以四千疲敝之旅，对撼陈宧、曹锟、张敬尧之十几万北军仍屹立不败。早在护国战争刚开始不久的1916年初，梁启超就在思考，今后其领导的进步党，政治出路究竟在哪里？他给正在四川前线同北洋军鏖战的蔡锷写了封信。其中说道：“惟有与吾弟共甘苦于邛蜀滇僰间，冀庄严此土，为国人觅一遗种地耳。”梁启超说出了当时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政治家和地方实力派们都在萌发的念头：割据。
没想到，蔡锷撑不住，他病得非常厉害，不久去世。这可以说是梁启超生平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打击。以蔡氏的军事才能和人格魅力，安定四川绰绰有余。即便闭关自守，也能够在富有安宁的四川盆地休养生息，为进步党培养一个安全而繁荣的军政基地。而当时，如何消化广东及广东的革命党，会消解陆荣廷的力量；如何遏制刚刚崛起的王文华，会消解唐继尧的力量；如何应付冯国璋和曹锟，会消解段祺瑞的力量。蔡锷会带领四川和进步党在这个夹缝中默默生长，奠定基础。进而有机会西定康边，南下滇黔，北上汉中，东出夔关，平定天下如运诸掌。那时的北伐胜利者，可就是进步党的党军了。但历史可以推演，却无法假设。北伐胜利者终究还是国民党，而其借助的军事力量，其源头和脉络，依然是来自西南实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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