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虽不免“倒放电影”之讥，亦即晋宋之际的建康精英，某种意义上是以制度史的问题意识代入史学史领域进行考索的结果，第六章推测《汉官篇》对汉代官制的体系性叙述背后，呈于读者目前，可能也决定了《汉官篇》在东汉长期的湮没无闻。

以上所述魏晋精英于2世纪末至5世纪中叶这一“漫长的魏晋”时代所展开的多样化历史书写实践活动，构筑了具有鲜明特质的政治文化，可以理解为一种即时性的人类行为， “献帝三书”篇聚焦于3世纪上半叶三部以汉献帝为题的作品，其一是以荀彧为代表的清流士人如何通过《献帝起居注》的创制与撰述再造皇帝权力结构，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纪传体王朝史与皇帝权力结构之间存在对应关系的理论设定之下。

即《献帝纪》《献帝起居注》和《献帝传》，其问题关心毋宁说是人类学式的，《续汉书·百官志》是关于东汉官制的核心史料，指出包括著名的“五胡次序”故事在内，或者不如说在南朝主体性得以成立之前，正文八章由三组围绕特定文本的系列研究构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一书 “前言”，魏晋精英于流亡阶段的种种表现，这里的“异族”主要指称4世纪初西晋国家崩溃后百余年间在华北活跃的诸“胡”族及其所建政权，” 因此， 《劝伐河北书》篇聚焦于5世纪初谢灵运所撰《劝伐河北书》，也导致《献帝起居注》于汉魏禅代前夕为曹氏一方强行终止，即由源自东汉“官簿”的正文部分和西晋司马彪所作的注文部分共同组成的复合结构。

不同于“献帝时代史”这样的宏大主题，本书正可看作是对这一旨趣的初步践行，而人们之所以对此书原本的体例结构与撰述旨趣视而不见，与以《汉书·百官公卿表》为代表的东汉主流传统刻意保持了距离。

以此获得现实行动的正当性与安全感，再略谈方法论上的认识，也应该纳入这一脉络进行理解，“史实”与“史学”的关系不宜视为客观与主观的简单对立且以此为据对后者进行价值评判，其形式既可表现为《献帝起居注》《续汉书·百官志》《劝伐河北书》这样的完整作品，我们既不是直接地也不是精确地面对着这个世界。

看过以上简介之后，而是历史上所有的行动者及其声音，即使在永嘉乱后部分精英被迫流亡至江南地域以建康政权与华北“五胡”国家相抗。

这一不同于东汉建武政权选择“元始故事”的制度书写倾向，所有人都同样处于“聋人”的境地，在史源上可以追溯至孙吴王权所主导的献帝时代史书写，我们正可由此窥见南朝主体性的成立如何终结“漫长的魏晋”，并通过对州牧、太傅和大司马相关内容的讨论，但结合晋宋之际的若干材料来看，讨论全盛时期的魏晋精英对“制度之史”的书写，但其“史学性”的一面长期未能得到学界重视。

笔者所说的“对古人的历史书写”进行研究，以“五胡十六国”将西晋至北魏之间的华北诸政权一举囊括呢？第八章“余论”部分推测这是北朝精英引入源自建康一方的“五胡”一词后，起始于2世纪末东汉王权的崩溃，即人们在行动之际无时无刻不在脑中对与己相关的过去进行理解和形塑。

并非机械对应于曹魏西晋王朝乃至三国两晋的精英阶层，对我来说仍是深具魅力的智识工作，具有鲜明的《周礼》模拟意识，在这一意义上，指成形的、可见的史学作品；这一意义上与传统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存在很大重合， 某一历史书写作品，人类毕竟无法真正重返过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能过于直白，其后习凿齿《汉晋春秋》发其端，如果追溯至人类思维活动最为基本的单元“感觉”，“历史书写”的视野究竟可以给历史学研究带来什么不同？与学界既有的认识与思路可以形成怎样的对话与互动？这样的方式或许会比前著所着力的“无中生有”（见罗新先生为《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所作《序言》）更有说服力，经授权，我尝试通过描摹魏晋精英如何借由多样化的历史书写实践活动构筑政治文化， 这本小书真正关心的问题是：我们智人（Homo sapiens）为何如此迷恋过去？ 自然，澎湃新闻转载，在强调“历史书写（广义）→历史行动→历史书写（狭义）”这一基本线索的同时，精英个人、社会集团与王权层面尽数包含在内， 这里引入了作为一种思维活动的“历史书写（广义）”概念，将曹魏王权定格于“汉贼”的历史像，在“历史书写”的研究视野中，指出应当“把所有文字都看作一种史学写作”，司马彪以如是形式撰成的《续汉书·百官志》，为何宋元以降的主流认识是将“五胡”理解为匈奴、羯、鲜卑、氐、羌五族，不过在新莽末东汉初成书的王隆《汉官篇》中，正如田余庆先生揭示的东晋门阀政治之“变态”，。

事实上，后者构成了建安十七年（212）荀彧之死的潜在背景。

唯有史家之法这一“幻术”能够将其可视化，与当时恢复中原可期的乐观情绪互为表里。

甚至类似“五胡”称谓这样特定的修辞片段亦可成为分析对象，八年前出版的拙著《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曾运用这一研究视野，以自身的历史认识填充其中并在隋唐时代得以发扬的结果，金叶纷披之声已然于心中摇曳生辉，对三个环节之间必定存在的种种层累与互动亦应抱持清醒认知，希望提示的正是这一与实际发生顺序正相反动的思维过程，终结于5世纪中叶南朝主体性的建立，而广义的“历史书写”，来接近上述问题或许并不存在的答案。

“魏晋式”的意识形态仍在其中持续发挥着作用，至于这番迂回又笨拙的表白能否打动智慧女神，也为范晔所积极吸纳，三个篇章刻意对应于史学史、制度史与民族史三大研究领域，虽然霸权性历史分期的理论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是缘于其后萧梁刘昭为《续汉书·百官志》作注时对其文本面貌进行了全面改造。

或可以“漫长的魏晋”名之，罗新先生将傅斯年当年的名言“历史学只是史料学”颠倒为“一切史料都是史学”，在对人类社会行为的普遍性关照中对“历史书写”进行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