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比李鸿章厉害，曾想依靠日本自立称王

张之洞（1837-1909），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自号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1863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1880年授翰林院侍读。次年擢内阁学士。又任山西巡抚。1889年8月，调署湖广总督。1906年晋协办大学士，又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

以往提起张之洞，多与洋务运动、中国的近代化、“中体西用论”相关，但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张之洞。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作为封疆大吏的他竟然冒着承担“抗旨”的罪名，与上海各国领事订约，发起所谓“东南互保”。他一面公开表示拥护“两宫”，而内心深处却存有独立称王之念。他于庚子年春夏之交，瞒着朝廷让自己长子张权，带领部下总兵吴元恺与游击张彪、纪堪荣等重要将官，前往日本考察军事，购买武器，并加紧与日方联络。同时，还派出了部分留学生（包括黄兴），赴日学习军事。与其留学生监督钱恂一起在日进行秘密活动。通过宇都宫太郎向日本参谋本部征求对组织新政府及提供军事帮助之可能。张之洞还希望日本派军事专家来协助练兵，同时还要购买枪支弹药，加紧训练新式军队。

宇都宫太郎系日本明治时期，陆军三太郎之一。庚子期间，他在东京的参谋本部工作，其职位虽不高，却能预闻机要，甚至列席参谋本部的元帅会议，根据参谋总长、次长意图制定日本在华作战方略。当时，日本是八国联军中所派军力最多的国家。而宇都宫太郎这段时间的日记说明张之洞内心深处确实存在着独立称王的思想。如1900年6月28日记：“张某（指张之洞）曾有言，天子蒙尘既久，清国处无政府之际，不得已，欲联合南部二三总督于南京成立一政府。”同年7月6日又记：“钱恂至公所来访，言及张之洞或会设立新政府，目前当务之急乃是厚置兵力。……并又提及要求日方援助大尉二人，步枪（三十年式或小村田连发）五千挺。……又提及应商讨兵费之事，步枪之件，前几日张彪也曾谈及，虽不知成否，但约定待与参谋次长商议之后再定。”

张权在日本期间，张之洞不断用电报遥控，说明这个军事考察团完全是按照张之洞的个人意志来活动的。钱恂向宇都宫太郎提出张之洞要成立新政府的建议时，张权已经来到东京一个多月。这样重大的问题，钱恂显然是在与张权等仔细商议之后，才正式向日方提出的。张权所带领的军事团队在日本大约呆了四个多月。这个时期，正是北京义和团运动闹得最厉害的时期。八国派侵略军由天津大沽登陆，直到攻陷北京。慈禧挟光绪皇帝西逃山西，命奕劻、李鸿章在京主持和议。这是有清一代历史政治变动最为激烈迅速的时刻，而负有联络日本军政各界使命的张之洞长子一直呆在日本，四处活动。最后等到大局一定，当清廷大权仍在慈禧手中时，张之洞才决定放弃独立称王念头，把张权由日本召回。

此后，张之洞又千方百计向慈禧及亲信表示自己的忠诚。除了给慈禧行在送厚礼之外，还于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五日致电其姊夫鹿传霖试图通过其姊夫，当时已经在西安行在之军机大臣鹿传霖，向满人权贵荣禄表示自己的忠诚，可谓狡兔三窟。对于张之洞庚子年的帝王思想，清廷大员知之者甚少。但是，日本政府却通过宇都宫太郎等军方人士的报告，了解到张氏欲组织新政府的愿望，故而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庚子议和逐渐提上日程后，曾有计划提出让中国成立一个由张之洞组成的新政府。张之洞闻讯后，生怕日本人捅出乱子，急忙发电予以阻止：“函悉。李使急欲荐仆入政府，骇极。顽固充塞，必受其害。务恳千万阻止。感祷，盼复。闰八月十六日午刻。”

庚子战乱期间，想成立新政府而自己称王的南方督抚中，只有两广总督李鸿章曾一度秘密图谋两广独立，另一个就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想在湖北搞独立。但二人处境不同。李鸿章虽有与革命派图谋两广独立的隐约念头，但随着清廷命其北上主持议和上谕的颁布，即不得不离粤北上。而当义和团在北方风起云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之时，张之洞则在千方百计地厚集兵力，厉兵秣马，希图依靠日本自立称王，这一点他比李鸿章厉害的多，也走得更远。他对组织新政府的态度是：“如果帝后同亡，或帝存后亡，可以接受拥护，组织傀儡政府；如帝亡后存，或帝后同存，他们深信沙俄势大，满清统治决不崩溃，则拒绝拥护”。随着事态的发展，帝后同存已成定局，他的自立称王梦亦随之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