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之后，博古在新领域颇有成就




遵义会议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的革命事业。遵义会议对博古等人的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纠正，解除了博古等人的军事指挥权，那么后来博古去哪里了？

我们先来对博古的生平作一个了解，博古的原名是秦邦宪，出生于1907年，是江苏无锡人。早年博古在苏州的一所技术学校就读，1925年考入上海大学，参与到学生运动中，并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之后，博古被派往莫斯科留学，期间结识了王明等人，他们组建了一个团体。1930年，博古回到中国，之后开始主持党中央的工作，负责上海临时中央领导工作。

1933年，博古来到瑞金，受到王明路线影响，盲目听从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徳的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损失惨重，被迫长征。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他并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而是一个光明磊落、有担当的革命者，他主动移交了权力，并且协助中央和共产国际对接。


红军会师后，面对张国焘分裂势力，博古亮出了鲜明的旗帜，表明自己要和张国焘等分裂势力作坚决斗争，他支持毛泽东北上抗日的路线。

而后，西安事变爆发，博古等人受到中央的委托前往西安，参与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之后博古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博古积极和南京国民政府谈判协商，救出了一批批爱国志士。

在抗日战争期间，博古担任的是新华通讯社的社长，主持延安的新闻宣传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他开创了延安新闻宣传工作新局面，在新闻传播的新领域颇有成就，提出了“以我为主”的宣传方针，坚持宣传工作不能够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1943年晋察冀传单-抗战通讯社新闻摘要

其次，博古还提出了党报是“党的喉舌”的观点。这一观点在《解放日报》发表之后，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时间到了1944年，博古亲自写下《本报创刊一千期》的社论，指出宣传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和“全党办报”的经验是脱离不开关系的。他提出办报是党和人民的大事，把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提到新的高度。


毛泽东,周恩来和博古(右一)的合影

在之后，博古写作了大量的新闻写作经典著作，将新闻写作的要领一一道来，同时培养了大批新闻工作者，博古是我国新闻宣传工作的奠基人。

不幸的是，在1945年4月8日，博古参加万政治协商会议和叶挺等人一起回延安，飞机在中途失事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博古当时仅为39岁。消息传到延安之后，延安军民无不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