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从武穴走出去的科学史家吴国盛

吴国盛，1964年9月出生，湖北武穴（原广济）人，科学史家，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科学博物馆馆长、教授。15 岁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后考取北大哲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1997 年，年仅33岁的吴国盛成为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2年后任教于北大哲学系，2017年转至清华大学，后担任清华新建立的科学史系系主任，主要研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

他的著作《什么是科学》获中科院院士韩启德力荐，“是我见过的很好、最适合当前国人阅读的科学哲学著作。”他先后在北大和清华开设的科学通识教育课程，都是极抢手的“网红课”。

对话背景：

吴国盛教授近日受邀来汉做客黄鹤大讲堂，在台上一开口便牢牢抓住全场观众，“科学是一种最显著的力量，但中国人对它有很多误解。”在近2个小时的分享里，他追根溯源了国人对于科学的N种误解，以及他所理解的“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

从1919年到2019年，作为新文化运动旗帜之一的“赛先生”已在中国扎根100年，但科学到底是什么？听听这位学霸出身的科学史家是怎么说的。

200年前，科学是无用的

楚（楚天都市报）：今天讲座的主题之一是“对科学的误解”，我们作为普通人，对于科学一直是仰视和崇拜，误解在哪儿呢？

吴（吴国盛）：很多国人觉得做科学家是最高尚的，认为科学可以拯救中华民族，我们如此热爱科学，给科学赋予了那么大的使命，发展研究却不尽如人意。中国有13亿人口，有庞大的智力资源，有这么高的学习热情，但我们拿到的诺贝尔科学奖很少，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对科学根深蒂固的误解就是之一。首先，科、技不分，经常把科学等同于科技，以技代科；其次，把科学当成了生产力。

楚：科学不是生产力吗？

吴：几千年来，技术都是直接的生产力，但科学并不是，科学直到19世纪才转化为技术。200年以前，科学是没有生产力效果的，它对生产力没有什么贡献，强调科学的生产力，是从一种功利角度、使用角度来看科学，因为中国的传统是“有技无科”。科学诞生之初不是力量，科学“有用”是近200年的事情，在漫长的2000年、3000年的时间里，科学是没有用的。很多国人对科学不怎么理解，将其等同于理科、数理化，要不然就等同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中国不是科学的家乡，科学是在西方诞生，一种来自西方的文化现象，在我们国家比较弱的时候传了过来，我们学习它时，有很强的功利目的，虽然也学到了一点，但不是特别到位，还需要不断反思和科学教育。

楚：科学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

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是我们的文化价值不需要科学，我们的世界观告诉我们，要相信天人合一，对于变化，中国人不害怕，是愿意去拥抱变化的，不像希腊人，他们惧怕变化，所以就会有科学的诞生，用科学把一切变化都变回到不变里。

院士也难答“什么是科学”

楚：您是科学史家，“为科学立史”的人。在您的研究中，让您最有激情分享的是什么？

吴：希腊是科学的独一无二的诞生地，这件事情我们中国人都不太清楚。我们因为科、技不分，以为所有的民族、在历史上所有的时期都有科学。其实人对历史的爱好是出自本能的，平时大家聊天时会说“来，讲个故事吧”，那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历史，科学史就是讲科学故事，大家对科学或许有些麻木，因为它毕竟有技术门槛，技术性的东西太多，你不容易理解，但科学史很好理解，大家都爱听科学家的故事。

楚：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学生曾经向他抱怨：“学几何学有什么用？”欧几里得的回答很有深意，“我的知识怎么会有用呢？我的知识是完全没有用的。”如果有学生和您探讨学习科学史的价值，你会怎么回应？

吴：科学史的价值在于“理解科学”，并不在于“做科学”。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一百多年，在“做科学”方面有一些成就，但是在“理解科学”方面，远远不够，甚至可以说尚未起步。许多院士和我说，自己搞了一辈子科学，很难回答“什么是科学”这样的问题。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应该在中国人的“理解科学”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并不是科学家，我研究科学史、科学哲学，是要反思科学，对科学进行再研究。科学家研究自然界，我们研究科学家，这个职业会促使我们本能地纠正去公众对科学的误解。

楚：为什么要反思科学？它不是推动人类前进的力量吗？

吴：在现代，被科学化了的技术将此前的一切传统技术都抛在后面，产生了匪夷所思的巨大的力量，但任何一个重要的力量，都需要有制约，不然就会出问题。制约主要来自于反思，缺乏反思就缺乏制衡，人类就容易犯大错误。反思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高级的能力，这个能力让人类不致于种族灭绝。历史上的进化都是通过灭绝来实现，动物界一点点的优良基因都是以淘汰为代价，如果人类也这样，就和动物没有区别。那人类就需要反思，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越是力量很强的，越是需要有制约。科学很强大，如果不制约就会有负面效果，比如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

15岁考上北大的“非学霸”

楚：您15岁就考上北大，您会用天才型学霸来形容自己吗？

吴：我是1979年上的北大，那个时候学制比较混乱，很多地区初中加高中只有4年，小学只有5年，所以，有很多像我一样15岁上大学的学生，如今反而不常见了。所以我不会认为自己是天才型学霸。

楚：您青年时期的求学经历对于年轻人其实很有参考价值。您中学时是文学青年，还写过小说，但考大学时选择了地球物理系，等到本科毕业，您又去考了哲学硕士。为什么要不断调整跑道？

吴：考大学时都认为，有志青年应该学理科，甚至学物理。（后来学哲学）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一个是个人兴趣，一个是正巧有一个同乡在北大哲学系读书，他影响了我选择去哲学系读研究生。这个选择在当时并不被人理解，中国基本上没有哲学教育，大众对哲学的误解在所难免，哲学工作者需要自己努力，改变公众对哲学的误解。但我的家人尊重我的选择。

楚：我看过一张您和来自清华、中科院的专家学者一起参加论坛的合影，背景板上写着论坛主题：知识分子的担当。您认为知识分子的担当是什么？

吴：知识分子因为拥有更多的知识，因此就有更多的社会责任。科学是现代社会起决定作用的东西，科技知识分子责任更大。可是，我们国家的科学家长期被认为、也自认为是工具，没有承担起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楚：您的学生都说，您的课在北大和清华都是网红、爆款。

吴：这是广告词，谈不上网红爆款。同学们喜欢上科学史课，只是因为他们感觉到了这方面的需求，同时我们的大学提供的课程不足。

楚：能不能开一个书单，帮助我们快速走近科学。

吴：可以先读我的《科学的历程》《什么是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