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创新引领，中国当得时无怠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了中西文明在中华大地上激烈甚至是血腥的冲撞。它终结了中华文明五千年来基本独立自主悠然探索发展的历史，而进入到近现代以来如梁启超所言的“世界之中国”的阶段。它开启了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全面追赶西方文明的奋斗历程。

这种追赶是全方位的，既表现在科学与技术领域，也表现在社会治理领域。在社会治理领域，新中国一直在顽强地探索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道路，但是从具体的方法到一些根本性的理念，也是带有明显的西方印记。

经过新中国几代人艰苦卓绝的追赶，我们创造了举世震惊的成就。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追赶模仿的模式已经无法继续提供强大的力量推动民族的进一步复兴，成为创新型国家是在新世纪国人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然而，从二百年的追赶模仿走向开拓创新，绝非是一件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过程。

一、跟随模仿与开拓创新的本质不同

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之处便在于智慧。而创新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当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开创者永远是少数，这是合情合理的正常状态。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组织、绝大多数国家都注定是跟随模仿者。这绝大多数的跟随模仿者对于开拓创新往往只能高山仰止而难以品尝其中的真实滋味。近代百年的追赶历程，让我们在精神上与开拓创新有了深深的隔阂。

（一）面对未知不确定性：深藏于内心的不安甚至恐惧

跟随模仿可能给开拓创新提供一些铺垫与基础，但它未必是一项具体的创新工作不可或缺的前提；一味地追赶，哪怕已经追赶到与引领者肩并肩的地步，也不会必然地催生出开拓性的创新。

所谓“跟随模仿”都会在最大程度上有着确定的方向、确定的方法，以及确定的路径和目标。方向、方法以及路径和目标基本都已经由开创者做出了示范，跟随者需要做的就是埋头苦干地去模仿去复制开创者已经做到的一切。这里面当然也存在某些创造性的活动，但是由于这个过程是以模仿为导向的，因此从一开始就有了无形的边界约束，创造性的发挥空间十分有限，甚至会遭受强烈的抑制。

虽然跟随模仿与开拓创新并非总是泾渭分明，我们无法在它们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但是典型的跟随模仿与典型的开拓创新之间确实有着截然不同的特质。

与典型的跟随模仿不同，开拓创新基本没有确定的方向、方法和路径，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可供参照。正因如此，创新的开拓者要靠自己的智慧与勇气，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对于开创者而言，前进方向的选择，方法与路径的设计及目标与结果的期望，都是无法简单基于已有的经验与逻辑分析给出明确的答案。创新需要开拓者在实践中去不断探索，在黑暗中的无落脚之地开辟出一条通向未来光明之路。

面对的是已知确定性还是未知不确定性，是跟随模仿与开拓创新之间最为本质的差异。

面对未知不确定性是一项极为艰巨、极为全面的挑战。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几乎都隐藏着对未知不确定性的不安甚至恐惧，因为它与人类渴求的安全感背道而驰。所以“算命”虽然不靠谱，但是依然成为了古今中外几千年来极少数几个香火不断的长青行当之一。

开拓创新的未知不确定性不仅仅挑战我们技能层面的水平高低，更考验我们在战略层面对科学、技术乃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及价值层面对人生意义的设定与实践。（《创新的真相》书中第二章第一节“创新对人性的挑战”与全书的“结束语”，谢耘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年1月第一版）

（二）跟随者与开创者生存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开创者在无数成功与失败的探索中铺就的确定性成功之路，为后面的跟随者免去了大量“不必要”的代价，换来了追赶的“高效”与“快捷”。但是这也导致了开创者所认识与拥有的世界，所积累的感受与经验，绝非是跟随者能够通过向开创者学习而完全理解或掌握的。因为“纸上得来终觉浅”，跟随者不曾经历过那些思考、探索、困惑、迷茫、歧途与挫败。即使把跟随模仿做到极致也无法真正缩小这个差距。所以，跟随者与开创者之间的距离，是不能通过跟随者完成的模仿结果的“仿真度”来衡量的。

如果追随者甘于尾随的状态，则不用面对开拓创新的挑战带来的烦恼，只需咬紧牙关时刻紧跟，不致落下太远即可；否则，则需要对自身做脱胎换骨般的全面提升，用更大的努力与牺牲去完成从跟随到开创的跨越。这种努力与牺牲要远远大于从不见开创者的踪影追赶到紧随其后的过程中，跟随者曾经所付出的一切。

（三）跟随模仿带来的思维定势

我们几代人、近两个世纪持续不断的苦苦追赶，让模仿作为一种本能渗透到了我们社会文化的深处，成为了我们“传统”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

1. 这种已经成为了本能的模仿传统，导致我们在做创新的时候，首先是去寻找“对标物”。没有“对标物”的形象参照，“创新”便被认为缺少足够的合理依据。形象地去“对标”而不是去努力地理解事物内在的逻辑与本质，成为了我们工作理所当然的起点与方法；

2. 在面对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寻找现成的方法论或模板，而不是通过实践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悟透，从问题的本质出发去寻找乃至创造解决问题的方法；“用XXX方法解决YYY问题”成为了一种做研究的标准模式。“先僵化再优化”这种典型的跟随逻辑被当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进而总幻想着世界上存在着一套完整的操作性方法论，可以让我们循规蹈矩就能实现创新的目标；

3. 长期跟随的经历，让“与国际接轨”具有了天然的不容质疑的正当性，而不顾那个“国际”到底意味着什么、代表了什么。在持续的“接轨”中，忘记了我们就是“国际”的一部分，而且是“国际”相当大的组成部分；

4. 甚至将创新与模仿视为一条因果逻辑链上的结果与前提，认为没有模仿到家就没有资格去谈创新。模仿成为了给创新设置的众多先决条件之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豪情壮志成为了模糊的历史印记；

5. 而广泛弥漫于社会各个层面的市场崇拜，将由人自己开拓创新塑造出来的市场当成了超越于人之上的神圣之物，正是我们长期在全球已经成熟的市场中跟随模仿形成的一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观念。在本质上它就是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商品拜物教的现代翻版——我们跪拜在了开拓者创造的市场的脚下而不自知。

市场崇拜完全颠倒了市场与创新的逻辑关系，把“市场”当成了开拓创新的源头或指挥棒，而不知市场是创新引导塑造出来的产物；而且它产生了一个贻害广泛的做法，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价格竞争当成了无条件绝对优先的手段，无视那些真正优秀的、具有开创精神的企业并非依赖价格取胜。

6. “对标”意识的另外一个产物，就是赶潮流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创新最重要的标志，独树一帜被当成了迂腐、跟不上时代的表现，而不知道颠覆性的创新往往都是在“主流”之外的开创。

在无意识中，走他人已经走过的路，成为了一种本能的“安全”而“高效”的模式。我们用模仿的理念去解释创新，用模仿的方法去从事创新，试图通过对开创者的模仿而实现超越对方的目的。

看清并突破这些长期跟随模仿所带来的无形束缚，重塑开拓创新精神，我们才有可能完成从跟随模仿到开拓创新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