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文明社会人类熟知并深受其害的诸多传染病来说,追根溯源大都以人兽共患病作为其演化起点。天花、结核病等传染病来源都可追溯到驯养反刍动物源头。如天花最早可能来自于牛的牛痘病毒,其一种毒株变种很早就被人类接种以预防更具毒性和致命的天花感染。麻疹病毒可能源于牛瘟病毒,而流感源头大都与来自水禽如鸭鹅肠胃消化系统的禽流感有关。农业要求人类和动物更为近距离密切相处,创造了病原体传送的重复性机会(Baratt and Armorlagos,2013)。《瘟疫和人》作者麦克尼尔认为:“在多数情况下,文明社会所特有的传染病原本都是由动物传给人类”。他援引的数据显示,人类与七种饲养(家禽、马、猪、羊、牛、狗)或同室栖息(老鼠)动物相关联的人兽共患病共有几百种。
上文介绍对人类骨骼牙齿的古病理学研究丰富证据显示,营养水平下降不仅导致新石器时代耕作者平均身高显著下降,还带来诸如贫血病和骨质疏松等体质消极变化。如迪克森山岗古人遗存显示,农业转型后当地人越来越依赖单一主食玉米提供卡路里。生物考古学家还发现古代花粉和孢子样本提供农业降低营养多样性证据,从这个角度研究南亚地区发现集约农业特点有助于食物供给季节稳定性增加,然而同时伴随可食用植物资源总量减少。在地中海地区农业集约化也伴随单一种植,并导致土壤过度利用弊端。生物考古学家认为,这些作物数据为生存实践与传染性易感性之间因果链条提供了重要的遗漏环节(Barret and Armelagos, 2013)。
Barrett and Armelagos(2013)分析了农业转型派生的社会组织变化影响人群健康变化的阶层分布特点。古人埋葬方式提示社会和经济差异性:安葬在面积更大和更考究坟墓并陪葬更贵重物品的个体,要比那些没有陪葬品与坟墓面积较小的代表更高社会地位。骨骼分析证据表明:“这些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与较好营养和身体成长正相关,与罹患传染病征兆指标负相关。”在这两位研究人员看来,这个古老的故事今天仍在继续讲述:“拥有更多资源人群比资源较少者较为健康,社会资源分配差别较大社会健康差别也较大”。要紧的是,这些差别并非与人类与生俱来,而是农业革命后较为晚近的结果。“与营养质量降低、人口密度增加、接近非人类动物等因素相结合,这些社会变化导致人类物种面临的急性传染病第一次重大扩张”。
全面理解农业革命推动疾病模式变化还需留意几点。首先,相关古病理学研究结果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存在少数反向证据。如上世纪80年代初普拉兹堡会议提交论文显示,虽然传染病在绝大部分农业转型地区都有发生,但是也有少数报告发现从采集经济转型到农业生产方式后疾病感染下降(Cohen and Amgelagos 1984)。我国有关研究也显示,古人骨骼发现的筛状眶和多孔骨肥厚现象的产生原因比较复杂,各个地区人群状况不能一概而论(张君,2009)。其次,即便旧石器时代人类营养比较健全与身体相对健康,我们显然不应违背常识将其生活与福利状态过于理想化。把远古情形想象成对当代人口获得更好健康的“旧石器时代处方(a 'Palielithic prescription')”(Armelagos,2010)显然是可笑的,毕竟当时人类仍处于尚未完全脱离动物界的“蒙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