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壮士科学报国铸丰碑
八百壮士科学报国铸丰碑
1953年9月的一天,天蒙蒙亮,坐了三天四夜的火车,秦裕琨第一次来到祖国东北的哈尔滨,成为哈尔滨工业大学一名师资研究生。那年,他只有20岁,刚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制造系毕业。
与秦裕琨一起北上的还有30多名上海同学。
离开繁华的江南大都市,来到寒冷的东北,这群热血青年对未来满怀期待。他们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建设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各项建设刚刚起步,百废待兴。1950年,迎来而立之年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由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管理。因为与苏联教学体制一脉相承,这所曾经隶属于中长铁路的专业高校,成为新中国学习苏联的样板学校,开始肩负起推动旧教育制度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使命。
20世纪50年代,800多名青年师生响应国家号召,从祖国各地齐聚哈尔滨工业大学,为我国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及国家工业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7.5岁的教师队伍,就是后人常常提起的哈工大“八百壮士”。
短短十余年时间里,他们创办了24个新专业,为哈工大乃至全国高等教育界创设了一批新兴学科,一个基本适应当时国民经济建设需要,以机电、电气、土木、工程经济等为主的专业教学体系基本建成,为国家工业化建设解决了“燃眉之急”。
近70年过去,老一辈“八百壮士”或已离去,或年至耄耋,他们爱国奋斗、建功立业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哈工大人,始终把国家需要、时代使命当成自己的追求,在教学、科研等各领域取得一项又一项丰硕成果。
哈工大“八百壮士”精神,彰显着一代代知识分子“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信念与担当。
“马路大学”
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工大“八百壮士”代表,秦裕琨虽86岁高龄,但他仍清晰记得刚抵达哈尔滨时的场景。
他和同学们出了车站,哈工大一名教师带着当时学校唯一的交通工具——马拉平板车,接他们到学生宿舍,这是他从没见过的场景。“马拉着一个木板,只够把行李放在板子上,人跟着马车走,就这样一路挨到了学校。”
那时的哈工大只有两三栋教学楼,出门就是马路,因此被称为“马路大学”。学校周边一片荒凉,夏天道路泥泞,冬天雪盖冰封,低温达到零下30多摄氏度。30多人挤在一间宿舍,只有上下铺,基本没有桌子,还常常暖气不足。伙食上缺肉少油,他们就吃白菜、土豆、高粱米、苞米面,还有人吃不饱、营养不良。
秦裕琨回忆说,学校规模小、专业窄,教师和学生也很少,哈工大一方面从全国高校调任、招聘优秀青年教师,一方面大力选拔师资研究生、本校优秀研究生和本科生留校任教。哈工大“八百壮士”中大多数人来自南方,以苏浙沪一带居多,他们放弃了鱼米之乡富足安逸的生活,来到气候严寒、条件艰苦的祖国北疆。
“条件再艰苦,我们都不以为然,而是一门心思搞研究、教学生。”1954年,在来到哈工大的第二年,秦裕琨就参与组建了我国最早的锅炉专业。
秦裕琨说,作为学校培养的师资研究生,他们白天跟着苏联专家学习,晚上复习消化、准备为本科生讲课,当起了“小教师”。当时全国高校理工科教材普遍缺乏,他们便自发组织翻译俄文教材、编写教材,压力很大却乐此不疲。
在快节奏、高强度学习下,他们很快成长为一支年富力强、勇挑重任的教师队伍,为哈工大和全国高等教育界创设了一批新兴学科与专业,编辑、出版了一批优秀教材。
这份坚持和热爱缘何而来?哈工大“八百壮士”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沈世钊给出了答案——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长于战火硝烟中,经历过颠沛流离,深知国仇家恨。直到新中国的曙光升起,随着一声令下,他们毫不犹豫,把对祖国的满腔热忱和大好青春,全都献给了哈工大,献给了共和国的工业化事业……在他们心中,振兴国家,就是最重要的抱负。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苏联专家陆续撤离,哈工大一度出现“教授荒”。这800多名年轻教师便成为学校主力,顶住压力迎难而上,承担起全部教学科研任务。
为满足国家工业化发展需求,哈工大按照行业、甚至按照企业工种设置专业,如金属热加工学科的铸造、锻压、焊接、热处理,机械制造学科的机床、刀具等,甚至有的专业名称与工厂车间同名。
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哈工大在短时间内培养出一批理论基础扎实、工程实践能力强的高级专门技术人才,分配到工厂后很快就能适应工作要求。哈尔滨工业大学原党委书记吴林说,当时的哈尔滨电机厂、鞍钢、一汽等等,各大工厂都活跃着哈工大毕业生的身影。哈工大因此被誉为“工程师的摇篮”,“厂校协作红旗飘,满城都说工大好”,这句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就是当时最真实的写照。
哈尔滨工业大学原副校长强文义说,作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样板,哈工大适时调整教育科研方向,一方面致力于培养新中国工业企业、科研院所急需的高级管理与技术人才,同时也为高等教育、特别是理工科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做出重要贡献。
哈工大“八百壮士”中,有不少人曾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远赴重洋求学,在各自领域取得开拓性进展,成为哈工大各专业的创始人和奠基者。
我国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奠基人之一陈光熙,10年勤工俭学,换来5种专业特长和3个工程师学位,学有所成后回到祖国怀抱,创办了哈工大计算机专业；
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洪晶,两次赴美求学辗转回国,成为哈工大光学学科创始人,培养出我国第一个光学博士；
抱定“爬也要爬回祖国”的信念,徐邦裕后来成为我国首位进入国际制冷学会的空调制冷专家……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国防科技工业战线楷模、中国科学院院士马祖光也是哈工大“八百壮士”的杰出代表。在国外做访问学者期间,他发现了“钠双原子分子第一三重态跃迁”新光谱,这是国际上首次观察到这一谱区的荧光辐射。这是他连续两年吃下150斤挂面,一直泡在图书馆和实验里换来的。
1953年9月的一天,天蒙蒙亮,坐了三天四夜的火车,秦裕琨第一次来到祖国东北的哈尔滨,成为哈尔滨工业大学一名师资研究生。那年,他只有20岁,刚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制造系毕业。
与秦裕琨一起北上的还有30多名上海同学。
离开繁华的江南大都市,来到寒冷的东北,这群热血青年对未来满怀期待。他们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建设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各项建设刚刚起步,百废待兴。1950年,迎来而立之年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由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管理。因为与苏联教学体制一脉相承,这所曾经隶属于中长铁路的专业高校,成为新中国学习苏联的样板学校,开始肩负起推动旧教育制度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使命。
20世纪50年代,800多名青年师生响应国家号召,从祖国各地齐聚哈尔滨工业大学,为我国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及国家工业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7.5岁的教师队伍,就是后人常常提起的哈工大“八百壮士”。
短短十余年时间里,他们创办了24个新专业,为哈工大乃至全国高等教育界创设了一批新兴学科,一个基本适应当时国民经济建设需要,以机电、电气、土木、工程经济等为主的专业教学体系基本建成,为国家工业化建设解决了“燃眉之急”。
近70年过去,老一辈“八百壮士”或已离去,或年至耄耋,他们爱国奋斗、建功立业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哈工大人,始终把国家需要、时代使命当成自己的追求,在教学、科研等各领域取得一项又一项丰硕成果。
哈工大“八百壮士”精神,彰显着一代代知识分子“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信念与担当。
“马路大学”
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工大“八百壮士”代表,秦裕琨虽86岁高龄,但他仍清晰记得刚抵达哈尔滨时的场景。
他和同学们出了车站,哈工大一名教师带着当时学校唯一的交通工具——马拉平板车,接他们到学生宿舍,这是他从没见过的场景。“马拉着一个木板,只够把行李放在板子上,人跟着马车走,就这样一路挨到了学校。”
那时的哈工大只有两三栋教学楼,出门就是马路,因此被称为“马路大学”。学校周边一片荒凉,夏天道路泥泞,冬天雪盖冰封,低温达到零下30多摄氏度。30多人挤在一间宿舍,只有上下铺,基本没有桌子,还常常暖气不足。伙食上缺肉少油,他们就吃白菜、土豆、高粱米、苞米面,还有人吃不饱、营养不良。
秦裕琨回忆说,学校规模小、专业窄,教师和学生也很少,哈工大一方面从全国高校调任、招聘优秀青年教师,一方面大力选拔师资研究生、本校优秀研究生和本科生留校任教。哈工大“八百壮士”中大多数人来自南方,以苏浙沪一带居多,他们放弃了鱼米之乡富足安逸的生活,来到气候严寒、条件艰苦的祖国北疆。
“条件再艰苦,我们都不以为然,而是一门心思搞研究、教学生。”1954年,在来到哈工大的第二年,秦裕琨就参与组建了我国最早的锅炉专业。
秦裕琨说,作为学校培养的师资研究生,他们白天跟着苏联专家学习,晚上复习消化、准备为本科生讲课,当起了“小教师”。当时全国高校理工科教材普遍缺乏,他们便自发组织翻译俄文教材、编写教材,压力很大却乐此不疲。
在快节奏、高强度学习下,他们很快成长为一支年富力强、勇挑重任的教师队伍,为哈工大和全国高等教育界创设了一批新兴学科与专业,编辑、出版了一批优秀教材。
这份坚持和热爱缘何而来?哈工大“八百壮士”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沈世钊给出了答案——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长于战火硝烟中,经历过颠沛流离,深知国仇家恨。直到新中国的曙光升起,随着一声令下,他们毫不犹豫,把对祖国的满腔热忱和大好青春,全都献给了哈工大,献给了共和国的工业化事业……在他们心中,振兴国家,就是最重要的抱负。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苏联专家陆续撤离,哈工大一度出现“教授荒”。这800多名年轻教师便成为学校主力,顶住压力迎难而上,承担起全部教学科研任务。
为满足国家工业化发展需求,哈工大按照行业、甚至按照企业工种设置专业,如金属热加工学科的铸造、锻压、焊接、热处理,机械制造学科的机床、刀具等,甚至有的专业名称与工厂车间同名。
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哈工大在短时间内培养出一批理论基础扎实、工程实践能力强的高级专门技术人才,分配到工厂后很快就能适应工作要求。哈尔滨工业大学原党委书记吴林说,当时的哈尔滨电机厂、鞍钢、一汽等等,各大工厂都活跃着哈工大毕业生的身影。哈工大因此被誉为“工程师的摇篮”,“厂校协作红旗飘,满城都说工大好”,这句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就是当时最真实的写照。
哈尔滨工业大学原副校长强文义说,作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样板,哈工大适时调整教育科研方向,一方面致力于培养新中国工业企业、科研院所急需的高级管理与技术人才,同时也为高等教育、特别是理工科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做出重要贡献。
哈工大“八百壮士”中,有不少人曾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远赴重洋求学,在各自领域取得开拓性进展,成为哈工大各专业的创始人和奠基者。
我国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奠基人之一陈光熙,10年勤工俭学,换来5种专业特长和3个工程师学位,学有所成后回到祖国怀抱,创办了哈工大计算机专业；
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洪晶,两次赴美求学辗转回国,成为哈工大光学学科创始人,培养出我国第一个光学博士；
抱定“爬也要爬回祖国”的信念,徐邦裕后来成为我国首位进入国际制冷学会的空调制冷专家……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国防科技工业战线楷模、中国科学院院士马祖光也是哈工大“八百壮士”的杰出代表。在国外做访问学者期间,他发现了“钠双原子分子第一三重态跃迁”新光谱,这是国际上首次观察到这一谱区的荧光辐射。这是他连续两年吃下150斤挂面,一直泡在图书馆和实验里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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