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爱国，出走万里归来仍是少年——鲁迅





鲁迅原本名叫周樟寿。光绪七年（1881年），周先生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祖父周介孚，翰林出身，曾外放江西金溪县任知县。周介孚“自由读书的主张与实践”为他“在传统教育的封闭体系中打开了一个缺口”。他的外婆何氏的父亲何元杰为翰林院编修。

1892年，11岁的他进入三味书屋师从寿镜吾读书，课余影描图画。（多年后，应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邀请，周先生设计了北大校徽。）


一年后，祖父周介孚因科场案入狱，周家开始走向衰落。其父周伯宜重病在身，家道中落，全家避难于乡下，一家因此开始被亲戚邻居冷眼相待。周伯宜当时长期卧床不起，家境日益困顿。
之后的三年里，周先生几乎每天都要出入于当铺和药店里。他从一倍高的当铺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掌柜的侮蔑里接了屈指可数的钱，又跑到一样高的药店的柜台上去给父亲买药。给父亲看病的那位在当地被称为名医。但是，让这个大夫看了半年，父亲的病情反而愈加严重了。
后来，家里换了一位更加有名的大夫。药方里竟然包含了蟋蟀一对，在蟋蟀一对旁，还注明了小字：“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还有一种丸药，叫作败鼓皮丸，据说能够对他父亲这样的水肿病人产生卓越的疗效。全城中只有一家出售的，这种神药，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的。为了这味丸药，他来回奔波了十里路。然而，1896年，他的父亲病情并无好转，最终去世了。
周先生也因此对周围的生活，对所谓的名医产生反感和怀疑。最终，他带着母亲东挪西借的八元钱，离开家乡去了南京，开始追寻自己的人生。由于江南水师学堂不用交学费，1898年，他入学了。很快，年少的他发现这里学不到想要的东西。教员们一个个徒有其表，有一个甚至连“钊”都不识，念成了“钧”。而且在这里，他仅可以学习一些初级英语。
正是那个时候，康有为提出了“效法日本，革除旧弊，探求新知，恢复国力”的主张，向光绪皇帝上书了“变法自强说”。皇帝相信了他，开始对国家进行翻天覆地的改革。然而，慈禧和保守党发动政变，新政百日而终，皇帝也被软禁。康有为及其同志梁启超不得不逃亡国外摆脱清政府的追杀。
1899年，因为急切的想要尽快接触新知识，他选择了转学南京矿路学堂。这里也不用交学费。在矿路学堂里，除了地学和金石学之外，还有物理、化学和博物学等学科。

学校的领导者是一位新派人士，平时会看《时务报》，而且，他似乎也对变法自强说持肯定态度。所以，在这里，周先生有机会接触到赫胥黎《天演论》这类新书。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之间也刮起了维新救国的思想风暴。此时，德国开始租借胶州湾，俄国租借大连，英国租借了对岸的威海卫，法国则租借了南方的广州湾。这些国家开始插手中国的事物了，中国的独立性正在日渐衰退，救国救亡的呼声响彻全国。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也更进一步向外界暴露了清政府的自大和无能。
1902年，周先生从矿路学堂毕业，他仍想研究新学问，学到让祖国变得强大一些的知识。义和团之乱后，不仅仅是西方列强，就连中国的普通大众都已经看透了清政府的虚弱。为了救中国，一场大革命势在必行。亡命海外的孙中山先生已经完成了他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逐渐成为指导国内同志们举事之旗帜。
洋学派的学生们大多成了三民主义的热烈拥护者。周先生也受到了这股风潮的影响，但同时他也认为，在此之前，还是应该更深入地探究西方列强繁荣富强的本质，探究西方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原本他想去德国，由于经费问题，最后选择去了日本。
当时，张之洞在他的著作《劝学篇》中就曾大力宣扬过留学日本的必要性。日本已经成功将西方文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纳为己用，而且日本和中国之间相距不远，所花费用比去欧美留学更低。所以，就近前往日本，可以便捷地获得西方文明之精髓。很多人受到了这些言论的影响，这其中也包括周先生。他参加并顺利通过了清政府组织的留学生考试，得到了官方资助赴日留学的机会。

1902年 4月至1904年4月周先生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日语学习速成班）学习语言。这一段时间，中国留学生的人数就开始迅速增加，鱼龙混杂。其中一些学生放弃学业，成为三民主义的拥护者。但是他觉得，学习新知识乃是救国当务之急。要对抗列强的威压和侵略，反清兴汉的政治运动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学生所肩负的任务应该是学习新学问并以此探究西方社会强大的本质原因。
他拥护和支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五宪说。在这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条中，民生一条他理解得最为深刻。年少时为了治好父亲的病，他每日往返于当铺与药铺的柜台之间，听信了那所谓的名医之言，四处去寻找原配的蟋蟀，鼓皮丸之类的灵丹妙药，然而，最终父亲却在病痛加重中去世。
庸医们眼见病人日渐衰弱却无动于衷，还大言不惭地说‘医病不医命’，而普通民众对庸医的话却是言听计从。面对这个令他愤慨的情况，遂立下志向，学习西方文化知识。他的愿望是教化民众，开启民智。不教化民众，又何谈维新与改革呢？而民众之教化，是要靠学生的，所以，学生必须要努力学习以达成所愿。

周先生从他读的中译本的《明治维新史》中了解到，日本的维新思想是在一群日本兰学者的激励之下开始传播的，之后，日本维新取得巨大的成功。据《明治维新史》记载，当时的兰学者绝大部分也都是医生。
兰学是指日本在锁国时代，通过荷兰人或者荷兰语移植、研究的西方学术的总称，也包括来到中国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所编著并传到日本的汉文西洋学术著作。
在18世纪后期前野良洋、杉田玄白等人转译荷兰译本的解剖书——《解体新书》的出版，奠定了兰学在日本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他们直接以兰书为媒介，开辟了真正研究、吸收西方科学精髓之路。
兰学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医学、天文学、历法学、地理学、博物学、物理学、化学、兵学、炮术学等各种科学知识。对日本高速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日本，比起其他科学来，民众也更渴望较为先进的医术。医学，是与民众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科学了。治好民众的疾病，让民众相信新科学，新知识乃是对民众进行教化的第一步。
周先生希望借科学之力唤醒民众，培养他们对于维新的信仰。清政府可借科学之力对抗西方列强之侵略，保全国家之独立，培养民众之希望与努力，这就是他当时的梦想。爱国之情，其表现方式有很多种。刻苦地学习是他选择的其中一种。另外，在多种科学之中，首先要学习医学，也是因为之所以周先生明白它的重要性，乃是拜年少时那位名医的欺骗所赐。当时的愤怒迫使他背井离乡，最后东渡日本，同医学结缘。
虽然国内的局势水深火热，周先生周围的一些同学居然还在留学生会馆练习跳舞，看见同胞们那副不在乎的模样，周先生决定告别这个留学生群体，去寻找别样的生活。他去了一趟麹町区永田町的清国公使馆，陈述了自己想去地方医学院上学的愿望。1904年9月，他从东京到了仙台医专。
在这里，周先生遇到了教解剖学的藤野先生。第一节课讲述的是解剖学在日本发展的历史，自然也会提到杉田玄白的《解体新书》和《兰学事始》。藤野先生为学生讲述了玄白在小塚原刑场解剖囚犯尸体的故事，也提到了他们当时的紧张和不安。这最初的一节课为周先生的漫漫的前路带来了暗示和激励，亦深深触动了他的心灵。
这期间，当时的强国沙俄在战争中败给了日本。沙俄是科学先进国，持有的先进武器亦是不少。旅顺要塞，也是凭借西方科学之力而修筑起来的，最后被日本军队几近徒手地打了下来。日本凭借什么战胜了比自己强大的俄国？
为了寻找答案，除了汉译本的《明治维新史》，周先生又收集了一些日文原版的历史书，试图从中发现答案。
“日本有其国体之实力。”是他最终得出的答案。周先生逐渐开始认为：明治维新并不是由兰学者推动的。维新思想的源头，还是国学。
日本的维新，由水户义公编撰《大日本史》而拉开序幕，经契冲、春满、真渊、宣长、笃胤，以及撰写《日本外史》的山阳等诸多著述家的精神启蒙，而最终点燃了维新的导火索。他们所用的教化手段乃是精神上的启蒙，而非物质上的娱乐与安慰。
明治维新这一奇迹的根源正在于此。若要教化本国的国民，最重要的，是启发民智。确切说来，周先生此时更关心的是教育，特别是民众的初等教育，想把他所专心信仰的三民主义，浅显易懂地教给民众，继而促进整个民族的自觉。
“一国之维新，应致力于民众的初等教育。第一是要改造民众的精神，否则，维新万难有所成就。”这便是他心中的想法。这一想法，不久之后便激发了他对文章的兴趣和关心。而促成周先生弃医从文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后来的幻灯片事件。
在仙台师专的第二学年，学校给学生开了微菌学课。老师会放映幻灯片，来为学生讲解和说明细菌的形状和特征。有时讲义的一段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老师便会放映一些风景或时事的图片给学生们看。1906年1月，微菌学课上，老师像往常一样放了些时事的图片。当二〇三高地的激战和三笠舰的画面出来时，学生们都欢呼鼓掌起来。正在这时，画面突然一变，出现了一个中国人因做了俄罗斯的军事间谍而被处刑的场景。
也因为看到这张幻灯片，周先生觉得自己无法再无动于衷下去了。中国的民众，依然处于那种麻木不仁的状态。日本正举全国之力英勇奋战，而他们却去给俄国做军事间谍。而比起这位背叛者，让他感到更加可悲的却是那些围观的群众。他们那一张张漠然的脸让他难以忍受。那就是当时中国民众的表情。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并非身体的强健。那些看热闹的人，他们的身体不是都很健康吗？

此时，他更深深地确信，医学并非当前的紧要之事。最重要的事是人的精神上的革新，是国民性的改善。若是大众继续对本国之事保持无动于衷，中国将永远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永远无法获得一个国家所应有的尊严。反清兴汉也好，君主立宪也罢，都只是换汤不换药的政治口号。倘若不从人本身的质地之中寻求改变，便别无其他疗救的希望。

此后，就有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作家周先生。“鲁迅”是周先生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时至今日，鲁迅依然是许多爱国人士心中常亮的那盏明灯，带给大家无限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