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末帝没被循例处死？
为什么清末帝没被循例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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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清末帝没被循例处死？读了本文后，你会觉得溥仪就是个传奇
溥仪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他的一生，更是一个传奇的人生。
作为一国之君，满清王朝和中华王朝同时被他所终结，没有哪个皇帝，会有他这么的凑巧和不幸。他帝亡朝，仅亡了本朝；溥仪亡朝，不仅终止了大清王朝，还顺带让了2千多年来，天威莫测、凛凛而治的帝王文化走向苍凉萧瑟的坟墓。
虽然个人性命无忧，但做为一国之君，宣统皇帝仍堪称中国最为不幸的帝王。
从个人角度来说，共产党在建国后，留了他一条命；国民党则在日本投降后，不得已动用军统欲追捕、处决他，以上均出于各自立场博弈和综合考量后的结果。
面对着冥冥之中，死神悄悄的依偎，溥仪的运气，还真的是旷古烁今，居然抢跑成功。以后，不管这世道是如何得风风雨雨，他总屡屡与死神来个擦肩而过。
在出逃途中，他既没有被军统拘捕，又得益于强悍的关东军瞬间的土崩瓦解，幸被快速推进的苏军所速擒，否则，历史或将改写，令溥仪一族更加不堪回首。
因异国皇帝的身份，俄国人对他，要比对待沙皇温和许多。囚禁时，溥仪所享有的条件，远比他的主子——日本高官俘虏要好上许多。
苏军除了同意被溥仪秘密立储过的其侄子——毓嵒贴身陪护之外，甚至还配上几个女俘，来伺候他的生活起居。
就不回看和分析各朝末帝的结局了，仅剖析一下，离今最近的明清更替之时，大明崇祯帝之四子——永王朱慈照及其后嗣的结局。
即便面对的，仅为大明的皇子，还不是大明太子，满清在入主中原之后，也如骨鲠在喉。从此神州大地之上，哪一天不在上演，前朝皇族辛辛苦苦到处在藏猫猫，后朝官吏殚精竭虑全天候的追缉。
永王朱慈照的运气逆不逆天，有没有胆气？在城破被俘时，他决绝不跪入京称帝的李自成。满清入关后，侥幸被李自成免死，随大顺军四处流窜，脱逃后，又与哥哥定王失散。
在凤阳，遇及前朝王姓的给事中，匿为王给事中之子，化名“王士元”（反过来即为“原是王”之寓意）隐居下来。
永王，本是崇祯的四皇子。
满清王朝为了证明“反清复明”的荒谬，处心积虑先将大明四皇子，与早有官方死亡记载的五皇子朱慈焕糊弄成一个人，又查报“朱三太子”为四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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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此宣布，所有的托“朱三太子”之名的反清行为，都是极其荒谬和没有合法性的。因为四皇子早在满清入关前，就死了。
当然，托名造反，这一条倒是真的，因为永王朱慈照一直在余姚隐名埋姓、战战兢兢地教书偷生。
史学家孟森考证说，"清廷颠倒耳目者二三百年，帝王之用机心刻深长久，为振古所未有"
《清实录卷》:"丁未。先是奉差查审大岚山贼吏部侍郎穆丹押解贼犯朱三、即王士元等父子六人至京、下九卿詹事科道会审。至是九卿等覆奏：朱三供伊系崇祯第四子。"
《鸡林旧闻录》和《清实录》均有记载，"四皇子全家送上了黄泉路，四皇子被凌迟处死，所有儿子被斩立决。”
永王朱慈照及其后嗣，竟被后朝追缉到康熙47年，终无处藏身，直到被斩草除根，此事才算了结。
此时满清已立朝64年，为清除前朝的政治遗产，满清政府是如此得不遗余力。这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几乎是后朝政府不容更改的选项。
如此说来，爱新觉罗·溥仪又是一个十分幸运的传奇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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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这个人，由于电影、书籍戏说的影响，加上外表憨厚，给后人的感觉，是一个忠厚老实，傻乎乎而毫无作为的废帝。
其实他绝对不是傻人，智、情商各方面都还挺在线。谁认为他软弱可欺，那是你将国力衰弱的真相，误会成溥仪性格的羸弱无能。
比如，他当了日本人的傀儡，在稍觉安定，自感无性命之忧后，便私下里训练卫队，对日本人作起了小动作。
凭此举管窥可知，他投日之死心塌地，是有深刻的“复辟和图强”的动机在里面的。与日本人同流合污，如果除开丧失国格这一节不论的话，不过是双方各怀鬼胎、互相利用而已。
如今“剑雄品评”在检视史料，厘清因果之后，发现溥仪却是以人畜无害的“高真”假相，用以保全性命和大清末朝的苟延残喘。
但奈何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远非溥仪之人力所能逆转。
溥仪能够落得个比其他亡国之君下场要好的结局，与他弱势时，顺势而为装无能、装无辜，以及有极强政治嗅觉和正确、急迫的站队意识（过犹不及啊！）是分不开的。
在大清王朝崩溃之后，1912年2月12日，他是做为世所公认的逊帝而退位的。
后来的两次所谓的复位，一次被张勋扶上皇位，另一次则做了日本人的傀儡“康德儿皇帝”有关，虽都被强行登录皇位成功，却因那时形势已斗转星移，历史是不会予以认可的。
可以说，溥仪多多少少是凭着货真价实的皇帝身份之因，才得以侥活下去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前提，则是时局影响和西方民主思想渐成国内主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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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日人入侵台湾，英人觊觎云贵，法人则以越南为由，挑起中法战争。
西方的基督思想和科学技术，在火炮的背书下，强行撕开儒家文化用“忠孝”编织成的缜密经纬。帝王开始坠向尘埃，民权、民生、民本的意识开始萌芽精进。
李鸿章在与左宗棠作“海防、塞防”之争时，所奏之《筹议海防折》之中，虽有在应对俄、英威胁的“塞防”之议中不乏偏颇，但对西方文化从海上入侵中国、撕裂东方文化之时势、时局，却有着力透纸背的真知灼见。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一句话，技术的炮舰开始突破地理的桎梏，运载着异国文化入场博弈。带有“帝王文化”特质的儒家文化，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带有“平民文化”特质的基督文化的挑衅。
虽然，在有足够时间长度的当今来看，鹿死谁手犹未为可知。但事后看来，当初的“满汉不和”的“东南互保”，和直接要了满清之命的“辛亥革命”，无不在此折之中已暗露端倪。
在此背景地约束之下，后继政权方择善从之，进而宽待末代皇帝溥仪，确实是水到渠成、瓜落蒂熟之事。有趣的是，溥仪因民主思想而落难，又因民主思想而重生，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溥仪，他有逊帝的身份。故各代政权，也都抱着对他能不杀，就尽量不杀的初衷。
抛开孙中山成立，转瞬即逝的南京临时民国政府不说；最有可能杀他的，是袁世凯创立的北洋政府。但也是先将他圈在宫禁之内，后驱逐出宫了事；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做为北洋政府的继承者，杀他的动机，本来就不太强，因为确实隔代差辈了。
国民政府即便是在溥仪死心塌地投向日本人后，国府的特工部门天天在各沦陷区锄奸，也没对溥仪生出除奸之心，为何？人家逊帝的身份放在那里，动他，是要冒相当大的政治與论风险的。
等到抗日胜利前夕，出于凝聚民心和内部政治压倒性的需要，蒋介石踯躅良久，才下令戴笠在接收东北敌伪资产时，顺便逮捕处决溥仪，在围捕和接收会议刚刚开完，溥仪却前脚后步，偷跑成功。
由于溥仪对苏军针对关东军军事行动摧枯拉朽的始料未及，才在沈阳机场临登机前，被苏军无意中闪电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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