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东京城是敦煌历史文化源头之一




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敦煌市政府邀请，我市学者宋喜信应邀参加第三届丝绸之路与敦煌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并作学术报告。报告提出——北宋东京城是敦煌历史文化源头之一


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陆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诸地的陆上商业贸易通道，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与公元1世纪间，直至16世纪仍保留使用，是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主要道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形成其基本干道。学界普遍认为，丝绸之路以西汉时期长安为起点(东汉时为洛阳)，经河西走廊到敦煌。

10月17日至18日，第三届丝绸之路与敦煌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甘肃敦煌举行。来自国内20多家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的近60名专家学者参加学术研讨。我市学者宋喜信应邀参会，作《开封宋代繁塔佛像砖艺术与敦煌洞藏纸画关系》的课题报告，报告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认为这是北宋东京城在“一带一路”和敦煌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和学术研究领域的新突破。

繁塔是“三层楼阁”规制的砖塔孤例

开封繁塔，始建于北宋开宝七年（974年）。在中国现存古塔中，繁塔是现存最完整、最原真的宋代砖石建筑，是六边形仿楼阁式佛塔的首例。

开封繁塔，正式名称为兴慈塔，位于北宋天清寺内。因天清寺建于繁台之上，俗称繁塔。繁塔实为三层（明三暗五层，号称九层）、五檐、六边形的仿楼阁式纯砖塔。

宋喜信经过研究认为，繁塔塔身正是建造师原始的“形象”设计，这一造型在中国古塔中堪称举世无双的孤例。繁塔是中国六边形砖塔的祖型。中国的“楼阁式砖塔”也由它肇始。

繁塔是“三层楼阁”规制的砖塔孤例。除此而外，现存中国古塔中，千年来的修葺扰动最少，繁塔原真性第一；现存中国古塔中，没有一座的塔心室空间达到55平方米，繁塔第一；现存中国古塔中，没有一座砖塔塔身直径超过它，繁塔直径第一；现存中国古塔中，没有一座镶贴6925块佛砖，繁塔第一；现存中国古塔中，没有一座砖砌体超过8000立方米，繁塔第一；现存中国古塔中，没有一座存留金代诗人的墨迹，繁塔唯一；现存中国古塔中，没有一座存留捐施活动的千年账目，繁塔唯一；现存中国古塔中，没有一座具有264平方米的塔顶平台，繁塔唯一；现存中国古塔中，没有一座可从塔身取得当年的设计资讯，繁塔唯一；现存中国古砖塔中，附着于塔身上的宋、金、元、明、清、民国以及日本明治年的刻录、墨写的纪年信息，人名、地名、官职、职业、身份比比皆是。一塔萃聚众多重大史学资料者，繁塔也是唯一。

北宋东京城是敦煌洞藏纸画源头之一

在第三届丝绸之路与敦煌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宋喜信感觉到，截至目前，很多学者似乎普遍认为丝绸之路和敦煌历史文化主要体现于唐代，与唐代西安和洛阳有关。敦煌洞藏纸画中的“行脚僧”“唐僧画像”等好像和宋代关系不大，特别是与北宋的东京城开封不大相干。宋喜信认为，其实这完全是一种错觉，是学术界对开封存在的这种丰富历史信息缺乏了解造成的。

宋喜信认为，2000公里外的北宋东京城开封，1000多年前与丝绸之路、与敦煌历史文化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宋喜信说：“让我们看一看北宋东京城是不是有敦煌洞藏纸画源头的证据？看一看北宋开封的繁塔，蕴藏着宋代佛教造像和石刻经藏，是不是与敦煌历史文化有关联的证据？” 宋喜信认为，开封繁塔是中国现存古塔中最完整、最原真的宋代楼阁式砖塔，也是中国六边形佛塔的首例。但世人知之甚少，而且学界对它至今没有正确的认知。

宋喜信说，繁塔不仅有着独一无二的造型和8800立方米的硕大体量。而且用6925块佛像砖镶嵌塔身内外。塔身一砖一佛龛，恍如万佛临世。三层塔身有三个平均55多平方米的塔心室，镶满佛像砖，宛若千砖一佛窟，整体上亦塔亦窟。 虽然我们不得而知北宋哲匠是否受石窟造型的启示，在没有山峦的平原地区，建造了这么一座内部仿“石窟”模式的砖塔。但是，古人给我们留下一座佛像造像艺术实物的宝库，使我们从中获知1000多年前的佛教造像多么丰富多彩，佐证了北宋东京城为“一带一路”起始点的历史地位。可以这么讲，北宋东京城也是敦煌历史文化的源头之一……

北宋东京城有产生“行脚僧”僧画背景

宋喜信认为，北宋东京城有产生“行脚僧”僧画背景和印施纸画的市场要素。据宋熙宁五年（1072年）日本僧人《成寻日记》记载，北宋东京太平兴国寺的“传法院”（译经院），除了天竺译经高僧，“行者”与僧众，且不乏善绘之大师。 《成寻日记》载“未时，行向文惠大师房，年六十三者，自画影像注名并自身无常由诗”，“数剋之后，又自持来白衣观音像一铺”。可见，这位63岁的文惠大师不仅能自画影像，而且能绘画白衣观音像示客赠客，当然也会画一些“行脚僧”题材的僧画与它寺交流，甚至在偶然的机会流传到敦煌亦为可能。《东京梦华录》载“余皆卖时兴纸画花果铺席”，“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博、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时节即印施佛像”。这无疑是说北宋东京街市上，供人捐施所用的绘品纸画、印刷品佛像随处可见。

唐玄奘虽创“独闯”西域取经风气之先，但除非玄奘以西域“行脚僧”装束返长安时，绘师把其形象图录下来，就不会有玄奘的汉像“行脚僧”图像流传下来。以今日所见，不管是北宋繁塔西域牵虎“行脚僧”，抑或敦煌的胡相“行脚僧”图像，足证西域胡相的“行脚僧”理应多见，且应在先。所以后世所见玄奘的“行脚僧”标准像，应该是取材于繁塔这种胡相“行脚僧”图像而来。宋喜信认为，北宋东京寺院僧人的绘品，以及市场上大量出售的纸画、印施佛像，应是敦煌出土的、流散于国外的胡相“行脚僧”图像，最有可能、最可信之来源。

开封学人面临一个新课题

参加第三届丝绸之路与敦煌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宋喜信感到给会议给开封学人提出了一个新课题。目前学术界对开封在“一带一路”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认识不足 ，极少研究宋代与“一带一路”的问题。宋喜信说：“好像‘一带一路’只是发生在汉唐，宋代的建树不多，其实不对。同样，我们的学人缺乏对宋史中这方面历史的研究整理。对宋代、宋人在‘一带一路’上的活动和影响认识不足。这个课题的短板或缺失，应当弥补上去。”

宋喜信建议，我市在“开封学”和宋史研究方面，应该加强宋代与“一带一路”文化的研究，加强北宋东京城与敦煌历史文化联系（例如四大寺院和西域交流，繁塔佛像在敦煌藏经，纸画遗存等）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