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一代的留学生归国后，很多人成为了学科奠基人。丁文江、翁文灏开创中国地质学，是现代科学中国本土化的先锋，后来生物学方面也出现很多开创性的学者。继地质学与生物学之后，在竺可桢的领导下，气象科学实现了在中国的本土化和体制化，1930年元旦中研院气象研究所开始发布我国领土领海的气象预报，结束了由外国人垄断中国气象预报的历史。

“他们归国后，办刊物、学会，建系教课都是从无到有，正是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走出那么一大批大师”，樊洪业说。

“几乎空白”是竺可桢这代留学生归国后面临的科学上的大环境。不妨先梳理一下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对第一代科学家当时的处境大致有个印象。“世界史上的近代科学是16到17世纪科学革命的结果，最早是随着天主教及古希腊的东西传入中国，晚明时期中国人跟着传教士接触到西方科学，看到了世界地图，知道了地圆说。”樊洪业说，现代科学传入中国是一个渐变过程，这个过程断断续续，时有波折，自传教士利玛窦入华算起，西方科学的传入历经300余年，一直到鸦片战争，西方大炮轰开中国大门，中国人才意识到，要想船坚炮利，就得有理化知识，现代科学这才全面引入中国。

可以说，等到竺可桢等人归国，中国已有了一些科学传播的土壤，比如一些崇尚西学教育的新式学堂，但早年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依然占据着很多人的头脑。“竺老一生除了研究气候、气象，专注更多的是科普，尤其对看风水、祭祀祈雨这些封建迷信非常痛恨，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思想没有解放，不想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现状，反而寄希望于神灵，这是没有走出中世纪。”何亚平说，竺可桢为此写了许多科普文章，他一直提倡科学文化就要用科学精神来改造国民性，也一直在为科学扎根中国做着“土壤改良”。

1963年9月赴宁夏视察沙坡头地区植物固沙试验基地，左起依次为李鸣岗、竺可桢、黄秉维

“第一代科学家引入现代科学，是一个群体的作用，竺可桢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樊洪业说，竺可桢回国时，还是北洋政府时期，那时中央集权比较弱势，实业不发达，经济上比较困难，要想做些科学研究与传播，只能靠学人自己找门路，好在当时教授个人的地位高，收入较多，有些人会自己贴钱办刊物、办学会。

这一时期科学传播的主角是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是一个以唤醒国人科学意识为己任的同人团体，由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杨杏佛等人在康奈尔大学创立，竺可桢曾在其中任第四任社长。1918年中国科学社核心成员归国。在1915年至1927年期间，中国科学社吸纳科学家最多、学科覆盖面最广、社会影响最大，成为居于中国科学界首位的代表性组织。包括竺可桢在内的中国科学社社员们热情地在《科学》杂志和其他场合进行着全方位的科普宣传。1916年和1917年留学期间，竺可桢就在《科学》上发表了16篇作品，1917年写就的《论早婚及姻属嫁娶之害》和《食荤与食素之利害论》，现在看来已是常识，但在当时，有许多国人对此还比较陌生而且不能接受这些科学知识。

“当时，有一种氛围，无论是哪个国家的留学生回来，都想把外国在用的那一套搬回国内，各种学会随之涌现”，樊洪业感觉当年的学术氛围好也与之有关，学界同人间彼此砥砺、互相援助，一起办研究所、图书馆，印杂志，为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做了许多事。“就群体特点来讲，第一代科学家敬业精神非常强，办一件事认认真真，这一点竺可桢就是最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