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飞涨前的十年间我买了11次房

未知 2020-07-05 09:03
房价飞涨前的十年间我买了11次房


我不算炒房客,只是碰巧出生在好的年代,让我能够赶在限购和房价飞涨之前通过不断地置换房产在北京的核心位置买下五套房。
 
这十年间,我经历过房产上的投资失败,也曾为了买房而被迫租房生活。
 
但事实证明,一切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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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者 | 大王      写作者 | 金捷
 
 
 
 
 
1999年,我研究生毕业在杭州参加工作,正好老公所在的事业单位分房,是最后一批房改房,我们分到了杭州城西82平的两房,花了7.7万元,当时城西的单价普遍2000-3000元。因为是我们结婚后的第一套房子,所以我们非常珍惜,向亲朋好友借了5万元对房子进行装修。
 
 
 
2002年,眼看着杭州的房价每天都在不停地涨,我正好跳槽到下沙大学城的一家公司,老公提出在下沙再买第二套房的想法,当时我们已有生孩子的计划,未来如果父母要来带孩子的话,之前的那套房显然是不够的,加上此时我们已经还清之前装修的借款,并有5万元的存款,于是我们又向身边朋友借了7万元作为首付买了一套下沙东海·未名园129平的三房,单价3700元/平米。
 
 
 
后面我们发现下沙相比城西还是太荒凉,但是工厂多,房子好出租,于是我们把那套房简单装修后租出去了,以租养贷。
 
 
 
2003年,杭州城西房改房的房产证终于到手,此时我和老公税后的年收入加起来在15万元左右,我们生活得比较节约,也没有其他的投资理财门路,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之前两套一直在涨的房子,所以我们打算继续投资房产。
 
 
 
我们把杭州城西房改房抵押贷款了20万元,但钱到位了之后却找不到合适的房子。那时杭州的新房少,很难买到,中介带看了很多二手房我们俩也不满意,最后想到上海,因为老公有考博的想法,上海和北京是学校首选,加之上海离杭州更近,所以选择了上海。
 
 
 
在此之前,我们都只来过上海参加学校或者工作的项目,对这座城市的了解甚少,于是在中介的推荐下,我们敲定了瑞虹新城的一套一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算上税和各种手续费后平均下来8500元/月,虽然贵,但房子的租金也高,办完手续后我们马上租了出去,每个月还贷压力非常小。
 
 
如果说在上海买的第三套房算“冲动型消费”的话,之后我们买的第四套和第五套房还要更冲动些。
 
 
 
2004年,房价涨得比之前更快,有一天去上海打扫房子时,在路上偶然看到重庆旅游的广告,当时就被这座神秘的山城所吸引了,回家后我在网上搜重庆的资料时,偶然看到重庆的房价,作为四大直辖市之一,它的房价实在是太低了,又有了在重庆投资买房的念头。
 
 
 
和老公商量后,我们又向亲友借了点钱,十一假期老公特意飞去重庆,在当地边游玩边考察了4天,在九龙坡区的同一个楼盘买了两套80平米的两房,首付加起来只要16万元。
 
 
 
但后来我们意识到买重庆是我们所做的错误决定之一,一方面重庆太远打理不方便,另一方面在当时重庆相对其他城市市场并没有那么好,房子短期内增值非常慢,因为不是本地人,后面我们在租和卖上都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
 
 
 
2004年年底我们手上有20多万元余钱,于是决定在上海再购置一处房产,轻车熟路地看了几套房后,我们选中了达安花园一套82平的两房,单价1.2万元,还是用来出租。
 
 
 
就这样,我们在杭州、上海、重庆分别都有两套房子,面积都不大,我们还是住在第一套房改房中,其他五套主要出租来养房贷。
 
 
 
当时比较明智的是,我们抵挡住了买车的诱惑,在当时一辆车的价格和房子的价格差不多,但我们还是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把所有的积蓄都用来投资买房。
 
 
 
2005年9月,我生下了一名健康的男孩,同时老公考上了北京母校的博士,他从杭州单位辞职,说计划以后留在北京工作。
 
 
 
这时我们打算把一部分房子卖了在北京买房,一开始我最想卖出去的就是重庆那两套房,一年多以来房价只跌不涨,即使我们比同小区同户型的房总价少3万元,也无人理睬,最后我们决定把除了最新购买的上海永安花园之外的上海、杭州其他三处房子全部卖掉。
 
 
 
上海和杭州的房子交易起来比重庆快得多,只花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把杭州城西房改房、杭州东海·未名园、上海瑞虹新城三套房分别以单价8千元、6千元、1.4万元的价格顺利卖出,拿到了一百多万元的现金。
 
 
 
但老公在北京买房这件事上一直犹豫着,在买房这件事上,时间就是金钱,我们犹豫了四个月没下手的代价就是多花了80多万元。
 
 
 
2006年初,经过我不断地“敲打”,老公终于在北京国贸旁的富力城(单价1.37万元)、合生国际花园(单价1.31万元)以及朝青的罗马家园(单价7千元)各按揭了一套。
 
 
 
2006年底我们托朋友把重庆两套房亏本卖出,而我们依旧节约地过着生活,我带着孩子在杭州下沙租了一套月租不过千元的老破小,母亲和婆婆轮流来杭州帮我带孩子,而老公虽然在北京有房还是住在寝室里,他同寝室的同学都不知这个很节约、朴素的大龄室友在北京已有三套房子。
 
 
 
2008年,老公博士毕业后如愿留在了北京一家中央直属事业单位,这时他才买了人生中的第一辆车,而我在北京朝阳的一家国企找到了新工作,我们此前在北京买的房子总算派上了用场,儿子的户口也跟随老公迁到北京,我们把富力城的房子进行简单地装修后搬了进去,其他的房子继续保持出租状态。
 
 
 
2009年春天,一边是房价的飞涨,另一边是北京很多优质小学开始有户口年限的限制,于是购买学区房的事在被正式提上日程。同年8月,我们卖了上海达安花园的房子,把北京三套房的银行欠款还清,又重新在北京太阳宫的太阳公元按揭买了两套学区房,分别为91平的两房和127平的三房。
 
 
 
但这两套房我们没有用来出租,我们把公公婆婆接过来,一起搬进了127平的三房,本来另一套两房想留给我的父母,但他们不想离开老家,于是我们就把这套两房作为我和老公进行学术研究的场所,偶尔有朋友来北京玩,也可以直接住里面。
 
 
 
两年后,我和老公算了算,差不多可以把身上贷款还清,于是就又产生了买房的想法,但这时北京已经出台了限购政策,我和老公想法一致,北京的五套房子不会再卖了,必须留着,卖了再买已无可能。
 
 
经过十多年的升值,我们在北京的五套房现在加起来价值已经接近6000万元,出租的三套房每个月带来的租金收益有4.2万元,但我们生活得依然节约,从不铺张浪费,因为这些都是靠我和老公努力奋斗获得的。
 
 
 
买房给我带来的唯一的变化就是心态平和了,不慌了。身边的朋友、同事,经常聊的话题就是房价、地段、学区、哪里洼地、哪里旧改,还有的同事经常利用休假去看房,而我们没有这种苦恼,所以我很感恩和知足。
 
 
 
我们也从不在孩子面前提房子的事情,孩子现在还不知道我们还有额外出租的三套房,不能让孩子有“坐吃山空”的想法,虽然坐豪车上学的人很多,但这是上一代人或上几代人的荣耀,而孩子自己的荣耀,是需要他们长大后自己去争取的,每个人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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